前段時間，流媒體巨頭網(wǎng)飛（Netflix）宣布將把劉慈欣的小說《三體》改編為劇集。此事引起了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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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討論網(wǎng)飛是否能拍出劉慈欣作品的精髓，也有人討論此事對于中國科幻走向世界的意義，當(dāng)然，所有關(guān)于《三體》的討論熱潮中，少不了的，就是對劉慈欣文本的分析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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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獲得“雨果獎”之后，劉慈欣便成為了中國科幻的代言人。在2019年春節(jié)檔，他的兩部作品《鄉(xiāng)村教師》和《流浪地球》分別被改編為《瘋狂外星人》和《流浪地球》電影版。人們驚呼，中國科幻的春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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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劉慈欣冷靜卻飛揚的文字背后，扎根的確是一個“鄉(xiāng)土中國”。許多人解讀過劉慈欣，但是他們并沒有注意到劉慈欣科幻外衣之下的“鄉(xiāng)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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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嫦娥五號探測器成果著陸月球，關(guān)于中國科技“星辰大?！钡挠懻撛俅挝巳藗兊哪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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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星辰大?！彼⑵恋漠?dāng)下，讓我們回到中國科幻離不開的，中國的土地。

?作者?| 羅雅琳

?摘編?| 程遲

太空時代的“土”元素

“土”是一個隱喻。土地是凝固的，暗示著心靈的保守狀態(tài)；?土地意味著封閉的內(nèi)陸，與向外敞開的海洋形成對照。黑格爾在《歷史哲學(xué)》中寫道：

“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里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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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土地與海洋的差異被表述為相應(yīng)地區(qū)民族精神的差異。而黑格爾之后的德國思想家卡爾·施米特則在其著名作品《陸地與海洋》中將近現(xiàn)代以來的歷史明確表述為陸權(quán)與海權(quán)的斗爭，其結(jié)果則是海洋戰(zhàn)勝了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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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曾在《鄉(xiāng)土中國》中對“土氣”做了一個解釋。鄉(xiāng)土社會的原則和生活是地方性的，無法拓展至更廣闊的空間。從中得來的認識是個別的，不能用來解釋“籠罩著萬有的真理”。于是：

?“從鄉(xiāng)土社會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在鄉(xiāng)土社會中所養(yǎng)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chǎn)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組成的現(xiàn)代社會是無法用鄉(xiāng)土社會的習(xí)俗來應(yīng)付的。于是，‘土氣’成了罵人的詞匯，‘鄉(xiāng)‘也不再是衣錦榮歸的去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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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費孝通一直在正面的意義上論述“鄉(xiāng)土”的特點，但這段話還是暗示了鄉(xiāng)土社會與現(xiàn)代社會的截然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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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xiāng)土中國的經(jīng)驗被視為只在傳統(tǒng)社會中有效，而在現(xiàn)代社會中將慘遭淘汰。黑格爾的表述和費孝通的表述疊加，成了當(dāng)代中國人對于鄉(xiāng)土的普遍認知：從土地性生存中所獲得的經(jīng)驗是保守和過時的，無法在現(xiàn)代的海洋性生存中繼續(xù)為我們指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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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dāng)下的中國，除國家對于空間科技的大力投入之外，“科幻文學(xué)”也在成為最熱門的文類。只是，當(dāng)熱愛科幻的年輕人喊出“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星辰”與“大?！北坏韧饋怼@依然是有關(guān)“水”元素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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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辰大?！钡摹八痹睾褪┟滋氐摹盎稹迸c“氣”元素之外，“土”元素是否已經(jīng)毫無用處，只得被徹底拋棄？

如果聯(lián)系到黑格爾將中國視為陸地性的國家，費孝通也提出了中國的“鄉(xiāng)土本色”，那么這一問題就可以延伸為：中國過往的歷史是否可以為新興的?“科幻文學(xué)”提供養(yǎng)料？中國的土地生存經(jīng)驗?zāi)芊窭^續(xù)在未來的科技時代發(fā)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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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于 20 世紀 80 年代末開始寫作，但在 20 多年之后的今日大熱，這反映出科學(xué)技術(shù)的力量已經(jīng)如此深入日常經(jīng)驗之中，塑造著人們感知現(xiàn)實和想象未來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 我們正進入施米特筆下的“天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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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劉慈欣的科幻寫作或許并非單純地鼓吹科學(xué)理性。我們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科學(xué)與社會、世界與中國、天空與大地的對話，更能找到中國在 20 世紀50—70 年代的大量文化精神和第三世界經(jīng)驗。

在這些故事中，一種不同于西方海洋性生存的、土地性的經(jīng)驗依然繼續(xù)為未來世界的人類提供著精神養(yǎng)料。這不是“星辰大?！钡目苹?，而是有關(guān)“大地”的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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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科幻與第三世界?

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劉慈欣小說中的英雄人物，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并不全是掌握高級技術(shù)的知識精英，反而很多都是普通人。這些人成為英雄的關(guān)鍵之處，不在于技術(shù)如何高超，而在于他們的眼光超越了目前的生存處境，能夠展望遙遠的未來，為人類和共同體做出長遠的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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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鄉(xiāng)村教師》中在偏遠小山村也要為孩子講解牛頓三大定律并最終拯救地球的民辦教師，《中國太陽》中獻身外太空探索的農(nóng)民水娃，《光榮與夢想》中為祖國免遭美國殖民而誓死抗爭的西亞共和國運動員，《混沌蝴蝶》中利用“蝴蝶效應(yīng)”造霧、為祖國對抗北約轟炸死而后已的南斯拉夫科學(xué)家亞歷山大，《地火》中為了徹底解決煤炭能源危機、礦工安全與礦區(qū)百姓生計問題而冒險研發(fā)汽化煤的工程師劉欣……這些人的努力也許一時失敗了，卻激發(fā)了千千萬萬人的勇氣和希望，使他們?yōu)楣餐w的幸福和發(fā)展前赴后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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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筆下的英雄形象喚起了我們對于 20 世紀 50—70 年代文學(xué)的記憶，即有限的個人之所以能成為英雄，不光是因為他做了什么，更是因為他最后融入人民和歷史這樣的無限范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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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這些人物，如果無視其中的科學(xué)技術(shù)元素，簡直就是我們熟悉的王二小或者董存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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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的作品常被批評人物形象過于扁平，但他依然堅持科幻應(yīng)該將此發(fā)展為“自覺的表現(xiàn)手法”。這到底是通俗小說的弊病，?還是劉慈欣寄托遙深的新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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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建基于“人學(xué)” 之上的“純文學(xué)”實踐已經(jīng)逐漸喪失其最初的政治意圖，而成為自律的審美場域內(nèi)的語言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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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則是抽象的“人”從其原本身處的、完整的政治經(jīng)濟領(lǐng)域中抽離出來，成?為文學(xué)場域中“固定的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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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曾多次在訪談中表示對主流文學(xué)以“人”作為基本尺度的不滿，“文學(xué)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場人類的超級自戀”，而他寫作的科幻文學(xué)則試圖突破這一尺度， “超越自戀”，致力于“體驗更多的東西，而不想只把精神局限于宇宙中的一?；覊m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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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表述，往往被理解為劉慈欣的“冷酷”?！袄淇帷敝惖脑u論便是陷入對以“個人”為基準的、單一樣態(tài)的“現(xiàn)代文學(xué)”迷思之中。

就劉慈欣的創(chuàng)作實踐來看，與其說他試圖否定“人性”本身的積極意義，不如說是不滿“人性”“文學(xué)即人學(xué)”這些概念背后的單一現(xiàn)代性標準和自居于“普遍”的壓制性力量。

他強調(diào)以種族、環(huán)境、世界取代個人，則是在其寫作中寄寓了顛覆“人學(xué)”的野心，轉(zhuǎn)譯成他自己的話就是，科幻可以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自戀”，是“對主流文學(xué)理念的顛覆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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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之于主流文學(xué)的“新穎”，因此有了一種批判意味。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幅廣闊的第三世界地圖，比如《天使時代》和《魔鬼積木》中的非洲桑比亞國、《混沌蝴蝶》中的南斯拉夫、《光榮與夢想》中的西亞共和國、《全頻帶阻塞干擾》中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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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描寫美國（和北約）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的作品中，他永遠將令人激動的英雄形象設(shè)置在第三世界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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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與夢想》是一篇典型的諷刺作品。它講的是，在比爾·蓋茨的倡導(dǎo)和聯(lián)合國的主持下，美國與被美國制裁十幾年的西亞共和國以體育比賽的形式?jīng)Q定勝負。常年受制裁、國力遠弱于美國的西亞共和國當(dāng)然無法戰(zhàn)勝美國，但這場比賽因為使用了“非戰(zhàn)爭”的方式而被視為“人道”的競爭，被認為呈現(xiàn)出“人類大同的理想社會”的曙光，美國也相應(yīng)地被稱作人類戰(zhàn)爭史上“最崇高的戰(zhàn)勝者”。

《光榮與夢想》所道破的正是那些自居“普遍”之物的遮蔽之處：所謂“普遍”只是霸權(quán)所有者以自身狀況為中心制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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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擊隊員”：“科學(xué)”問題在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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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劉慈欣科幻中“科學(xué)”的特別所指。

他所著意的“科學(xué)”，比如《鄉(xiāng)村教師》中的牛頓三大定律、《地火》中的汽化煤、《混沌蝴蝶》中的蝴蝶效應(yīng)，其核心從來不是某種高深復(fù)雜、難以獲得的知識。

甚至在他最“硬”的科幻小說《三體》系列中，地球人決勝三體人所憑借的，也不是前幾位面壁人將宇宙艦隊量子化或者在水星埋氫彈等大動干戈的方案，而是成本相對較低的“宇宙社會學(xué)”定理。只有《三體 3：死神永生》是其中的少數(shù)例外（有意思的是，它卻是劉慈欣最受國內(nèi)讀者喜愛的作品，或許是因為它與人們被天崩地裂的美式大片所塑造的科幻想象最為貼合）。

除此之外，劉慈欣很少像亞瑟·克拉克、阿西莫夫等西方科幻大師那樣將主要筆墨用于描寫遙遠的宇宙場景和與他的同代人幾乎不相干的未來。此外，他小說中的正面人物多是從事實際工作的人物，極少是學(xué)院內(nèi)的“科學(xu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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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 世紀歷史，則會發(fā)現(xiàn)這一主題是對這些國家真實歷史處境的高度濃縮。

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與國家體制的組織有著密切關(guān)系，?第三世界國家缺乏一個強大穩(wěn)定的體制來保障科學(xué)研究，要想在與強敵的對抗中取得勝利，就要依靠非體制的力量。

正因如此，“游擊戰(zhàn)”才成為第三世界革命運動中最常見的反抗形式。?“游擊戰(zhàn)”的特點在于，雖然深入廣大內(nèi)地，但并非農(nóng)民運動，而主要是出身于中產(chǎn)階級或者農(nóng)村小資產(chǎn)階級的年輕知識人所組織的行動。

雖然現(xiàn)代戰(zhàn)爭理論將游擊隊視為“不正規(guī)”和 “ 非法的”，但因為具有反抗帝國主義殖民戰(zhàn)爭、守護鄉(xiāng)土生活方式的屬性，游擊隊代表了另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大法”：“游擊隊員”反對自命普世理念的資本主義，從而展現(xiàn)出另一種現(xiàn)代性的普世理念。

類似于“游擊隊員”的特點正體現(xiàn)在劉慈欣筆下的人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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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 2：黑暗森林》中，唯一成功的面壁人羅輯與其他幾位面壁人的不同之處，正在于他心中始終懷有對作為整體的地球和人類的守護，因而絕不會以毀滅地球作為代價。這是一名“游擊隊員”的大地品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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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輯也恰好被認為是面壁人中最“不像面壁人”的人，近似一名非正規(guī)的“游擊隊員”。

小說中，章北海曾在出場時指出?:“在這場戰(zhàn)爭中，地球文明不需要正常的普適的軍事理論，一次例外就夠了。”這種“非正?！钡能娛吕碚摚怯螕魬?zhàn)術(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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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抗殖民、守護鄉(xiāng)土的“游擊隊員”形成對照的，是一些不切實際的“科學(xué)家”。

對這類人最典型的諷刺，或許要追溯到《格列佛游記》中對勒皮他飛島的描寫。勒皮他飛島上住滿了狂熱的發(fā)明家，他們熱衷于各種精巧機械和高深理論，因此與不懂這些“知識”的老百姓隔離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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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他們?nèi)狈φ嬲鍪碌哪芰团c老百姓打交道的能力，從個人生活到國家政治都一團糟。斯威夫特的諷刺針對的是那些因追求科學(xué)“真知”而背離民眾生活（即所謂“常識”）的科學(xué)家。?在劉慈欣的《三體》系列中，也有著這樣一批醉心于脫離實際的創(chuàng)制的“科學(xué)家”。

《三體》中，葉文潔進入了秘密尋找地外高智慧文明的“紅岸工程”，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向地球之外遠距離發(fā)送信息的方法，并接收到三體世界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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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堅信技術(shù)發(fā)達的三體世界一定具有比地球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準，在對人類的絕望中向三體發(fā)出信息：“到這里來吧，我將幫助你們獲得這個世界，我的文明已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需要你們的力量來介入?！?/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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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深奧精妙的三體游戲讓一大批地球上的精英知識人被三體世界吸引，他們組成了“地球三體組織”（ETO），以“消滅人類暴政，地球?qū)儆谌w”為口號，希望三體人能帶來更美好的文明，改變地球的落后狀況。然而，三體人并不如想象中善良，他們因自己的環(huán)境惡劣而希望向地球殖民，從而引發(fā)了整個銀河系的大災(zāi)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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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葉文潔為代表的地球三體組織成員便是那種脫離民眾的“科學(xué)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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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游戲提供了普通人難以理解的深奧內(nèi)涵，?是專門為知識精英設(shè)計的智力游戲。借用作為資深玩家的老哲學(xué)家的表述：三體游戲“那深邃的內(nèi)涵，詭異恐怖又充滿美感的意境，邏輯嚴密的世界設(shè)定，隱藏在簡潔表象下海量的信息和精確的細節(jié)”令玩家非常著迷，并讓他們覺得現(xiàn)實無比平庸與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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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傾向在于，他們不愿安于個人的沉思生活，還要結(jié)成社團，攫取權(quán)力。精英認為大眾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卻并不回到大眾之中幫助大眾，反而是站在大眾之外指手畫腳，甚至想要毀滅這些他們眼中的平庸生活。這是知識人最危險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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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切中了《理想國》中最著名的問題之一：受過教育的人應(yīng)不應(yīng)該回到?jīng)]受過教育的人當(dāng)中。

在《朝聞道》中，圍觀科學(xué)家以生命交換真理的普通人“能清楚地感受到那些人的興奮和喜悅，像是一群在黑暗的隧道中跋涉了一年的人突然看到了洞口的光亮”，這便是關(guān)于“啟蒙” 的經(jīng)典比喻：被光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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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國》卷七講述了著名的“洞穴之喻”。在蘇格拉底看來，洞穴中的囚徒必須先走出洞穴，直視太陽，然后再重返洞穴。

囚徒走出幽暗的洞穴，是因為“靈魂不斷地渴望向上”，因為對美好真理的追求使他們不斷超越自我，而返回洞穴，則是為了城邦中共同的生活：一方面，只有這樣，才能讓幸?！胺植荚谡麄€城邦之中”，而不是“讓城邦中的某一階層過上與眾不同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洞穴中的生活自有其存在價值，知識人對民眾的生活傳統(tǒng)必須保持敬重，不能因為獲得了洞穴之外的知識就回來指手畫腳。只有同時擁有了洞穴內(nèi)外的視野，才能達到對于真理的整全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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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新啟蒙”運動的后果之一便是：啟蒙知識人成為一股獨立的力量，不僅憑借其知識自視為立法者，對抗統(tǒng)一的政治權(quán)力，而且與人民大眾相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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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慈欣對于地球三體組織的刻畫中，可以看出中國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影子：《三體》中，導(dǎo)致葉文潔對人類極端失望的原因，正是她稱為“邪惡黑暗”的“文革”，這也是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反思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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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文潔向地球之外發(fā)送“我的文明已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需要你們的力量來介入”的信息，這種認定自己的文明無法依靠內(nèi)部力量完成更新的觀點，正是金觀濤、劉青峰筆下“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式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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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被問到為何相信三體文明能夠改造和完善人類社會時，葉文潔回答：如果他們能夠跨越星際來到我們的世界，說明他們的科學(xué)已經(jīng)發(fā)展到相當(dāng)?shù)母叨?，一個科學(xué)如此昌明的社會，必然擁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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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術(shù)水準的高低判斷文明和道德水準的高低，這也是20世紀80年代的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tài)。

地球三體組織成員期盼三體文明通過殖民地球來改造人類文明，甚至有人認為西班牙人對美洲的殖民有利于當(dāng)?shù)匚拿鬟M步。

這些細節(jié)都表明：即使劉慈欣不是有意反諷， 也可以說地球三體組織與 20 世紀 80 年代的“新啟蒙”思潮有著相同的成因。而劉慈欣的科幻寫作，正開始于 20 世紀 80 年代末的反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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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筆下有一組強烈的意象——上升與下降，這正是《理想國》中描述的走出洞穴與重返洞穴的道路。

在《中國太陽》中，飛向外太空的水娃心中始終牢記著中國、自己的村莊和村前的小路。在《鄉(xiāng)村教師》中，鄉(xiāng)村教師臨死前給孩子們講授的知識傳向宇宙中的星際戰(zhàn)艦，宇宙智慧生物因此感慨萬千，吟唱出的歌謠傳遍了整個銀河系，而與此同時，鄉(xiāng)村教師的學(xué)生們“沿著小路向村里走去，那一群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山谷中淡藍色的晨霧中”，他們將給這塊古老貧瘠的土地帶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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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火》中，工程師劉欣的最后一個動作是走下噴著地火的礦井。在“上升”所產(chǎn)生的前進感和“下降”這一動作所攜帶的對共同體和大地的深厚感情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張力，這便是劉慈欣的小說中最動人心魄之處。

“先鋒隊”：科幻的中國經(jīng)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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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集中處理的問題之一是：當(dāng)力量對比懸殊之時，弱何以勝強？他的小說注意到具有“游擊隊員”品性的第三世界知識人在反抗殖民戰(zhàn)爭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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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憂慮是：如何防止科學(xué)技術(shù)水平的高低成為判斷文明水準的標準，進而使技術(shù)落后的文明喪失生存的合理性？這一邏輯正是資本主義國家向第三世界殖民擴張的根本邏輯。反過來講，它也正是《三體》中地球三體組織成員輕易臣服于三體星人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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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當(dāng)年在《破惡聲論》中就批判過這種“崇強國”“侮勝民”的“第二等獸性愛國”邏輯，如果以推崇霸權(quán)的方式去反抗霸權(quán)，依然擺脫不了“奴子性”。真正有效的反抗，應(yīng)該是如何自立于自己的“本根”，也就是說，如何扎根于腳下這片“大地”。

人們很容易注意到，“中國”在劉慈欣的小說中有著重要地位：《三體 2：黑暗森林》中的羅輯、《詩云》中的李白、《鄉(xiāng)村教師》中的中國鄉(xiāng)村教師拯救了地球；《中國太陽》中的中國農(nóng)民水娃飛向外太空；《三體 2：黑暗森林》中的章北海強調(diào)在戰(zhàn)爭中“思想政治工作先行”，并批判因“技術(shù)崇拜和技術(shù)制勝論”而產(chǎn)生的“失敗主義”與“逃亡主義”，簡直就是《論持久戰(zhàn)》的翻版。

“中國的土地”在劉慈欣的科幻中不僅是背景和元素，更賦予了他筆下人物敢于挑戰(zhàn)強敵的自信。

“星辰大?！迸c“落地”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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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這一代讀著科幻的年輕人喊出“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睍r，他們所期待的是科技能為他們打開更廣闊的空間。

而劉慈欣關(guān)于科技的想象卻是服務(wù)于“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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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中有一段著名的情節(jié)，葉文潔的外公曾陪同愛因斯坦在上海南京路散步，并與一個砸石子的貧窮男孩相遇。聽說這個男孩一天只能掙 5 分錢，愛因斯坦默默無語。

葉文潔的外公日后回憶起這件事時，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在中國，任何超脫飛揚的思想都會砰然墜地的，現(xiàn)實的引力太沉重了?！?這正是對于第三世界文化狀況的感嘆。

這種科學(xué)的“落地”性源自危機重重的近現(xiàn)代中國史，與“中國崛起”時代“星辰大?！笔降南胂笥兄黠@的差異。

“落地”的“科學(xué)”也許不夠“純粹”，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在啟蒙主義式的“超脫飛揚”之外，中國科學(xué)還對我們的具體生活世界和存在方式、對我們的“大地”有著特殊的關(guān)懷。

這種關(guān)懷“大地”的科學(xué)觀念，是否在今日已然失效？在“劉慈欣熱”中，《三體》系列的“黑暗森林法則”是在科技、金融，乃至國際關(guān)系界引發(fā)最多討論的情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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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關(guān)于沖突永恒的理論之所以深入人心，其實是重復(fù)了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早已有過的、人類在天性上就互相沖突的“自然社會”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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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大部分作品都在描繪這種爭斗與混亂的場景，因此在根本意義上具有對人類文明的寓言性。面對這一難題，劉慈欣并未寄希望于以強力進行解決，而是從第三世界反抗殖民侵略的艱難歷史中借鏡，試圖開出解決混亂的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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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的科幻通過對第三世界經(jīng)驗的創(chuàng)造性容納，幫助后革命時代的我們想象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個世界、另一條道路和另一種普遍性。

這樣的科學(xué)幻想當(dāng)然不僅服務(wù)于“落地”，它更服務(wù)于“大地”的“上升”，服務(wù)于人類文明的未來道路。

本文節(jié)選自《上升的大地：中國鄉(xiāng)土的現(xiàn)代性想象》，中信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作者羅雅琳，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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