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

【蓋章行為的法律效力】司法實踐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兩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訂立合同時惡意加蓋非備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發(fā)生糾紛后法人以加蓋的是假公章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鮮見。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應當主要審查簽約人于蓋章之時有無代表權(quán)或者代理權(quán)，從而根據(jù)代表或者代理的相關規(guī)則來確定合同的效力。

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權(quán)之人在合同上加蓋法人公章的行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義簽訂合同，除《公司法》第16條等法律對其職權(quán)有特別規(guī)定的情形外，應當由法人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無代表權(quán)、加蓋的是假章、所蓋之章與備案公章不一致等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義簽訂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權(quán)。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權(quán)后，以被代理人名義簽訂的合同，應當由被代理人承擔責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無代理權(quán)、加蓋的是假章、所蓋之章與備案公章不一致等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會議紀要

★ 法律問題 ★

法定代表人加蓋偽造公章的合同是否有效?

★ 不同觀點 ★

01、甲說:有效說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義從事的民事法律行為，其后果由法人承受，不問其是否加蓋公司，抑或加蓋的是假公章。退一步說，對于某一枚公章是否為假公章，法定代表人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法定代表人棄真公章而不用，故意選擇加蓋假公章，本身就是不誠信的。如果僅僅因為加蓋的是假公章，就不認可合同效力，無異于讓不誠信的當事人從中獲益，對善意相對人不公，也有違誠信原則。

02、乙說:無效說

合同書上蓋章的意義在于，該書面形式的意思表示系公章或合同專用章顯示的主體所為。假公章意味著該意思表示并非公司真實的意思表示，依法應當認定合同無效。

★ 法官會議意見 ★

采甲說

在合同書上加蓋公司公章的法律意義在于，蓋章之人所為的是職務行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權(quán)無權(quán)之別，不可簡單根據(jù)加蓋公章這一事實就認定公章顯示的公司就是合同當事人，關鍵要看蓋章之人有無代表權(quán)或代理權(quán)。蓋章之人為法定代表人或有權(quán)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蓋章甚至蓋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書上的簽字是真實的，或能夠證明該假章是其自己加蓋或同意他人加蓋的，仍應作為公司行為，由公司承擔法律后果。反之，蓋章之人如無代表權(quán)或超越代理權(quán)的，則即便加蓋的是真公章，該合同仍然可能會因為無權(quán)代表或無權(quán)代理而最終歸于無效。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722號

(二)關于在案證據(jù)能否認定沈某鋒簽訂買賣合同的行為構(gòu)成表見代理的問題。其一，沈某鋒具有代理中余公司簽訂合同的外觀表象。中余公司系新華街棚戶區(qū)改造項目II標段工程的承包人，沈某鋒系實際施工人并在工地負責施工，該工地沒有其他施工隊，故沈某鋒具備代表中余公司向楊某海購買模板、方木的外觀表象。其二，楊某海已盡到善意第三人的注意義務，有理由相信沈某鋒有代理權(quán)。2012年8月30日，楊某海與沈某鋒在涉案工地簽訂《材料購銷合同》，該合同落款處加蓋了中余公司新華街棚戶區(qū)改造工程項目部的印章，雖然該印章并非中余公司真實印章，但楊某海無法辨別印章的真?zhèn)?，可以認定楊某海有理由相信沈某鋒有代理權(quán)。楊某海提交的“送(銷)貨單”顯示，楊某海將模板、方木送到了涉案工地，并要求涉案工地收料人孟某梅(又名夢某維)、陶某華簽字確認，亦要求沈某鋒簽字確認，已盡到謹慎注意義務。其三，中余公司雖然主張楊某海實際供應的模板、方木的數(shù)量遠遠低于案涉工地所需數(shù)量，但本案系買賣合同關系，無法通過對施工工程量的鑒定來確定楊某海供貨數(shù)量，且沈某鋒為楊某海出具的多份欠條及雙方簽訂的《結(jié)算協(xié)議書》相互印證，數(shù)額一致，中余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楊某海沒有按照合同約定供貨，其主張不能成立。綜上，沈某鋒的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規(guī)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quán)、超越代理權(quán)或者代理權(quán)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quán)的，該代理行為有效”，構(gòu)成表見代理，相應的法律后果應由中余公司承擔。二審判決根據(jù)在案證據(jù)認定中余公司償還楊某海貨款并無不當。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929號

(二)關于金塔公司是否應當承擔還款責任的問題

根據(jù)本案已查明的事實，凌鷹山莊項目部是金塔公司為了開發(fā)凌鷹山莊項目成立的臨時機構(gòu)，該機構(gòu)非經(jīng)依法設立，也未領取營業(yè)執(zhí)照，不具備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其對外從事民事活動所產(chǎn)生的法律后果應由設立該機構(gòu)的金塔公司承擔。根據(jù)《凌鷹山莊項目開發(fā)承包合同》的約定和金塔公司的陳述，左某安為該項目開發(fā)部經(jīng)理，文某建負責項目部財務，均為金塔公司的工作人員。而且，金塔公司亦同意“株洲金塔房地產(chǎn)開發(fā)有限公司凌鷹山莊項目部”印章的刻制。可見， 左某安、文某建使用項目部印章是經(jīng)過金塔公司許可和授權(quán)的，該二人使用項目部印章的行為屬職務行為。不管金塔公司與左某安、文某建就使用該印章有何特殊約定，或者該二人有無私刻印章并被金塔公司收繳行為的發(fā)生，其均屬于金塔公司內(nèi)部管理行為，對外沒有公示性。雖然左某安、文某建與金塔公司在《凌鷹山莊項目開發(fā)承包合同》中就對外合同簽訂、財務管理、債權(quán)債務及利潤如何分配等作了約定，但該約定是左某安、文某建與金塔公司雙方的內(nèi)部約定，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左某安、文某建在任職凌鷹山莊項目部期間，以該項目部建設等需要為由，向吳某明借款，并在借據(jù)上加蓋該項目部印章，無論該印章是否為私刻，結(jié)合左某安、文某建系金塔公司工作人員身份的確定性、凌鷹山莊項目的真實性等因素，左某安、文某建的借款行為具有代表金塔公司之表象，吳某明有理由相信該款項系金塔公司凌鷹山莊項目部所借。因此，原判決認為左某安、文某建向吳某明的借款行為構(gòu)成表見代理并無不當。因項目部不具有法人主體資格，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故作為設立該項目部的金塔公司依法應承擔還款責任。關于金塔公司主張二審法院維持一審法院關于左某安、文某建承擔還款責任的判決與認定該二人構(gòu)成表見代理相矛盾的問題，因一審判決作出后左某安、文某建并未提起上訴，而二審法院應當圍繞當事人的上訴請求進行審理，除法律規(guī)定的情形外，對當事人沒有提出的請求，不予審理。故，二審法院以判決結(jié)果正確為由維持一審判決并無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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