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批評自由”？

　　“批評自由”——這無疑是目前最時髦的口號，是各國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在爭論中最常用的口號。乍看起來，很難想象還有什么比爭論的一方一再鄭重其事地引用批評自由更奇怪的了。難道在先進政黨中，有人聲言反對歐洲大多數(shù)國家用來保障科學自由和科學研究自由的憲法條文嗎？凡是在街頭巷尾一再聽到這個時髦的口號而還沒有深入了解爭論雙方意見分歧的實質的局外人，一定會想：“這里恐怕有問題吧！”“這個口號顯然是一種特定用語，像代號一樣，用習慣了，幾乎成為一種普通名詞了?！?/p>

　　其實，誰都知道，現(xiàn)代國際［原注1］社會民主黨中已經形成了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之間的斗爭，有時熾烈起來，火焰騰騰；有時又靜息下去，在動人的“休戰(zhàn)決議”的灰燼下面陰燃著。對“舊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采取“批評”態(tài)度的那個“新”派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一點已經相當明確地由伯恩施坦講出來了，由米勒蘭作出樣子了。

［原注1］ 順便指出：社會主義運動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爭執(zhí)，第一次從一國的現(xiàn)象變成了國際的現(xiàn)象，這在現(xiàn)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現(xiàn)象。從前，拉薩爾派和愛森納赫派[8]之間，蓋得派和可能派[9]之間，費邊派和社會民主黨人[10]之間，民意黨人[11]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爭論，始終純粹是一國內的爭論，所反映出來的，純粹是各國的特征，這些爭論可以說是在不同的側面進行的。而目前（這一點現(xiàn)在已經看得很清楚），英國的費邊派，法國的內閣派[12]，德國的伯恩施坦派[13]，俄國的批評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們互相吹捧，彼此學習，一起攻擊“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場同社會主義運動內的機會主義進行的第一次真正國際性的搏斗中，國際革命社會民主黨也許會大大加強起來，足以結束早已籠罩于歐洲的政治反動局面？

　　社會民主黨應當從主張社會革命的政黨，變成主張社會改良的民主政黨。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頗為嚴整的“新”論據(jù)和“新”理由，來為這個政治要求辯護。他否認有可能科學地論證社會主義和根據(jù)唯物主義歷史觀證明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認大眾日益貧困、日益無產階級化以及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實；他宣稱“最終目的”這個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絕對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他否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原則上的對立；他否認階級斗爭理論，認為這個理論好像不適用于按照多數(shù)人意志進行管理的嚴格意義上的民主的社會，等等。

　　可見，要求從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堅決轉向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就免不了會同樣堅決地轉向用資產階級觀點來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來，無論在政治講臺上或在大學講壇上，無論在大量小冊子中或在許多學術論文里，都一直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這樣的批評，既然幾十年來，有教養(yǎng)階級的一代青年，都經常在受這種批評的熏陶，那么，社會民主黨中的“新的批評”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備，好像密納發(fā)從丘必特腦袋里鉆出來一樣[14]，就毫不奇怪了。這種思潮，按其內容來說，并不需要什么發(fā)展和形成，因為它是直接從資產階級的書刊上搬到社會主義的書刊上來的。

　　其次，如果說伯恩施坦的理論批評和政治欲望還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國人已經設法為“新方法”作了示范。法國在這一次也沒有辜負它歷來的名聲，即它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里歷史上的階級斗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恩格斯為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一書寫的序言）[15]）。法國社會黨人并不談什么理論，而是直接行動起來；法國那種民主制發(fā)展程度較高的政治條件，使他們能夠立刻轉到帶來種種后果的“實踐的伯恩施坦主義”上去。米勒蘭在實行這種實踐的伯恩施坦主義方面作出了一個極好的榜樣，難怪伯恩施坦和福爾馬爾都這么熱心地、迫不及待地為米勒蘭辯護，對他大加贊賞！的確，既然社會民主黨實質上不過是個主張改良的黨，并且應當有勇氣公開承認這一點，那么社會黨人也就不僅有權加入資產階級內閣，而且甚至應當時時刻刻力求做到這一點。既然民主制實質上就是消滅階級統(tǒng)治，那么社會黨人部長為什么不可以用階級合作的言詞來博得整個資產階級世界的歡心呢？他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憲兵屠殺工人的行為已經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階級民主合作的真諦之后，仍然留在內閣中呢？他又為什么不可以親自參加歡迎那個目前被法國社會黨人恰好叫作絞刑專家、鞭笞專家和流放專家(knouteur,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面前這樣備受屈辱和自我抹黑為代價，以敗壞工人群眾的社會主義意識（而社會主義意識則是保障我們獲得勝利的唯一基礎）為代價，換得的卻是一些實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這種改良微小到了極點，甚至比從資產階級政府那里爭取到的還要少！

　　只要不是故意閉起眼睛，就不會看不到，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新的“批評”派無非是機會主義的一個新的變種。假使判斷人們的時候，不是看他們給自己穿上的漂亮禮服，不是看他們給自己取的動聽的名字，而是看他們的行為怎樣，看他們在實際上宣傳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評自由”就是機會主義派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自由，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yōu)橹鲝埜牧嫉拿裰髡h的自由，就是把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因素灌輸?shù)缴鐣髁x運動中來的自由。

　　自由是個偉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業(yè)自由的旗幟下進行過最具有掠奪性的戰(zhàn)爭，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掠奪過勞動者?，F(xiàn)在使用“批評自由”一詞，同樣也包含著這種內在的虛偽性。假如人們真正確信自己把科學向前推進了，那他們就不會要求新觀點同舊觀點并列的自由，而會要求用新觀點代替舊觀點?，F(xiàn)在這種“批評自由萬歲！”的叫嚷太像那個關于空桶的寓言[16]了。

　　我們緊緊靠在一起，循著艱難險阻的道路緊拉著手前進。我們被敵人四面包圍，我們幾乎隨時都得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我們根據(jù)自由通過的決議聯(lián)合起來，正是為了要同敵人斗爭，而不致失足落入旁邊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開始就責備我們獨樹一幟，責備我們選定了斗爭的道路，而不是調和的道路?，F(xiàn)在我們中間有些人竟叫喊起來：我們都到這個泥潭里去吧！當人們開始恥笑他們的時候，他們反駁說：你們這些人多么落后??！你們怎么好意思否認我們有號召你們走上比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們，你們不僅可以自由地號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隨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們甚至認為你們應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們愿意竭力幫助你們搬到那里去。不過，請你們放開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玷污自由這個偉大的字眼，因為我們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們愿意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爭，而且還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轉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爭！?

（二）“批評自由”的新?lián)碜o者

　　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lián)合會”[17]的機關刊物《工人事業(yè)》，最近（第10期）鄭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這個口號（“批評自由”），并且不是把它當作理論原則，而是當作政治要求提出來的，即在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國外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組織統(tǒng)一起來”這一問題時提出來的：“要達到牢固的統(tǒng)一，就必須有批評自由?！保ǖ?6頁）

　　從這個聲明中可以得出兩個十分明確的結論：1.《工人事業(yè)》維護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派；2.《工人事業(yè)》要求機會主義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自由?，F(xiàn)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這兩個結論。《工人事業(yè)》“特別”不高興的，是“《火星報》和《曙光》[18]喜歡預言國際社會民主黨中的山岳派和吉倫特派[19]必將決裂”［原注2］。

［原注2］ 把革命無產階級中的兩個派別（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比作18世紀革命資產階級中的兩個派別（雅各賓派即“山岳派”，和吉倫特派）的提法，見《火星報》第2號（1901年2月）的社論。這篇社論的作者是普列漢諾夫。無論立憲民主黨人[20]、“無題派”[21]或孟什維克，至今都很愛談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雅各賓派”。至于普列漢諾夫第一次提出這個概念來反對社會民主黨右翼的事實，現(xiàn)在人們卻寧愿默不作聲或者……把它忘掉。（這是作者為1907年版加的注釋。——編者注）

　　《工人事業(yè)》編輯波·克里切夫斯基寫道：“我們覺得，關于社會民主黨隊伍中有山岳派和吉倫特派的說法，根本就是一種膚淺的歷史類比，它出自馬克思主義者的筆下是很奇怪的，因為山岳派和吉倫特派并不是像歷史學家-思想家可能認為的那樣，代表著不同的氣質或思潮，而是代表著不同的階級或階層：一方面是中等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階層和無產階級。而現(xiàn)代社會主義運動中卻沒有階級利益的沖突，這整個運動，它的一切〈黑體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用的〉派別，包括最明顯的伯恩施坦派在內，都是站在維護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立場上，站在無產階級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階級斗爭的立場上的?！保ǖ?2-33頁）

　　大膽的斷語！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聽見過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實，即正是由于近年來有“學士”階層廣泛參加社會主義運動，伯恩施坦主義才非常迅速地傳布開來呢？而主要的是，我們的這位作者究竟根據(jù)什么斷定說“最明顯的伯恩施坦派”也站在無產階級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階級斗爭的立場上呢？這是不得而知的。他堅決為最明顯的伯恩施坦派辯護，卻拿不出任何的論據(jù)和理由。作者顯然以為，他既然是在重復最明顯的伯恩施坦派自我表白時所講的話，那么他的斷語也就無須證明了。但是，判斷整個派別，竟以該派代表人物自我表白時所講的話為根據(jù)，這難道不是再“膚淺”不過的嗎？緊接著的關于黨的發(fā)展有兩種不同的、甚至絕對相反的類型或道路的“說教”（《工人事業(yè)》第34-35頁），難道不也是再膚淺不過的嗎？你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承認充分的批評自由，法國人卻不承認，而正是法國人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種“偏激行為的害處”。

　　我們對此回答說，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簡直是“按伊洛瓦伊斯基方式”來研究歷史[22]的人，有時也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要解釋德國社會黨為什么統(tǒng)一和法國社會黨為什么渙散，完全不必去考察兩國歷史的特點，不必把軍事的半專制制度和共和的議會制的條件加以對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23]的后果，不必把兩國的經濟生活和經濟發(fā)展加以比較，不必回顧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空前發(fā)展”的同時進行了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空前努力的斗爭，不僅反對理論上的錯誤（米爾柏格、杜林［原注3］、講壇社會主義者[24]，而且反對策略上的錯誤（拉薩爾），如此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必要！法國人所以爭吵是因為他們偏激，德國人所以統(tǒng)一是因為他們都是些乖孩子。

［原注3］ 當恩格斯抨擊杜林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有相當多的人都是傾向杜林的觀點的，人們甚至公開在黨代表大會上紛紛責備恩格斯，說他偏激，不肯容忍，用非同志式的態(tài)度論戰(zhàn)等等。莫斯特等同志提議（在1877年的代表大會[25]上）在《前進報》[26]上不再登載恩格斯的論文，認為這些論文“絕大多數(shù)讀者都不感興趣”；而瓦爾泰希(Vahlteich)則說登載這些論文使黨受到了很大的損害，說杜林對社會民主黨也是出了力的：“我們應當為黨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教授們要爭論，那么《前進報》決不是進行這種爭論的場所”（1877年6月6日《前進報》第65號）。你們看，這也是維護“批評自由”的例子，我國那些非常喜歡援引德國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評派和不合法的機會主義者，不妨考慮一下這個例子！

　　你看，用這種無比深奧的議論就“避開了”把維護伯恩施坦派的言論完全推翻的事實。伯恩施坦派是否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立場上，對于這個問題只有歷史經驗才能給予最后的徹底的解答。因此，在這一點上有最重要意義的正是法國的例子，因為只有法國一個國家的伯恩施坦派曾經在自己的德國同道們的熱烈贊助下（而且有幾分是在俄國機會主義者的熱烈贊助下——參看《工人事業(yè)》第2-3期合刊第83-84頁），試圖獨自站穩(wěn)腳跟。拿法國人“不肯調和”當借口，除了有其“故事性的”（諾茲德列夫式的）[27]意義之外，就不過是企圖用氣話來掩蓋很不愉快的事實罷了。

　　而且，就連德國人我們也還根本不打算奉送給波·克里切夫斯基及其他許許多多“批評自由”的擁護者?！白蠲黠@的伯恩施坦派”所以還能見容于德國黨內，只是因為他們服從那個堅決屏棄伯恩施坦的種種“修正”的漢諾威決議[28]，以及那個盡管措辭婉轉、但對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呂貝克決議[29]。至于從德國黨的利益來看，這種婉轉的措辭究竟適當?shù)绞裁闯潭?，在這種場合下壞的和平是否勝過好的爭執(zhí)，這還是可以爭論的，簡而言之，在評價用哪種方法拒絕伯恩施坦主義才妥當時，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德國黨曾經兩次拒絕伯恩施坦主義卻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認為德國人的例子證實了“最明顯的伯恩施坦派是站在無產階級爭取經濟和政治解放的階級斗爭的立場上的”這一說法，就是完全不了解有目共睹的現(xiàn)實情況。［原注4］

［原注4］ 必須指出，《工人事業(yè)》在談到德國黨中的伯恩施坦主義問題時，始終只限于單純轉述事實，完全“不肯”說出自己對這些事實的評價。例如，在第2-3期合刊第66頁上講到斯圖加特代表大會[30]時，竟把一切意見分歧都歸結為“策略”，并且只是指出絕大多數(shù)忠于原先的革命策略。又如在第4-5期合刊第25頁及以下各頁上，也只不過是把漢諾威代表大會上的發(fā)言轉述一遍，并把倍倍爾的決議摘引一下；這里又是（也像在第2-3期合刊上一樣）把對于伯恩施坦觀點的敘述和批評留待“專文”去談?？尚Φ氖?，在第4-5期合刊第33頁上說道：“……倍倍爾所闡述的觀點贏得了代表大會絕大多數(shù)的贊同”，而稍后一點卻又說：“……大衛(wèi)發(fā)言擁護伯恩施坦的觀點……　他首先就竭力說明……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們畢竟是〈原文如此！〉站在階級斗爭的立場上的……”。這是1899年12月間寫的；到1901年9月的時候，《工人事業(yè)》大概已經不再相信倍倍爾正確，而把大衛(wèi)的觀點當作自己的觀點來重復了！

　　不僅如此。正如我們已經講過的，《工人事業(yè)》還向俄國社會民主黨要求“批評自由”，并且為伯恩施坦主義辯護。顯然它是認為我們這里有人冤枉了我們的“批評派”和伯恩施坦派。究竟是冤枉了什么人呢？是誰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究竟冤枉的是什么呢？關于這些問題，《工人事業(yè)》始終避而不談，沒有一次提起任何一個俄國的批評派和伯恩施坦派！這里我們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被人冤枉的不是別人，正是《工人事業(yè)》自己（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工人事業(yè)》第10期上的兩篇文章都只講《曙光》和《火星報》冤枉了《工人事業(yè)》）。如果是這樣，那么始終堅決否認自己同伯恩施坦主義有任何一致之處的《工人事業(yè)》，不替“最明顯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評自由講點好話，就不能為自己辯護，這種怪事應當怎樣解釋呢？或者被人冤枉的是某個第三者。那為什么又不肯說出這第三者究竟是誰呢？

　　由此可見，《工人事業(yè)》還在繼續(xù)玩那種從它一創(chuàng)立就開始的（這一點我們下面再講）捉迷藏游戲。其次，請注意這第一次實際運用被大肆吹捧的“批評自由”的情況吧。實際上，“批評自由”不僅立刻表現(xiàn)為沒有任何批評，而且表現(xiàn)為根本沒有獨立的見解。正是這個把俄國伯恩施坦主義當作暗疾（照斯塔羅韋爾的中肯的說法[31]）隱瞞起來的《工人事業(yè)》現(xiàn)在卻主張，為了治這種病，只要簡單地照抄一張專治德國型的這種病的最新德國藥方就行了！這不是什么批評自由，而是奴隸式的模仿……甚至更壞，是猴子式的模仿！現(xiàn)代國際機會主義的同一的社會和政治內容，依各國的民族特點而表現(xiàn)為各種不同的形式。在某一個國家里，一批機會主義者早已獨樹一幟；在另一個國家里，機會主義者忽視理論，而在實踐中推行激進社會黨人的政策；在第三個國家里，革命政黨的一些黨員投奔到機會主義營壘中去，他們不是進行維護原則和維護新的策略的公開斗爭，而是采取漸漸地、悄悄地、可以說是不受懲罰地敗壞自己的黨的辦法，來力求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個國家里，同樣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動和“不合法”活動的相互關系非常獨特的情況下，運用著同樣的方法等等。說什么批評自由和伯恩施坦主義自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統(tǒng)一起來的條件，又不分析俄國伯恩施坦主義究竟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和產生了怎樣特殊的結果，這就等于是，說話是為了什么也不說。

　　那我們就自己來試試，把《工人事業(yè)》不愿說出來的（或許是它無法理解的）東西哪怕是簡單地說明一下。

（三）俄國的批評派

　　在我們要考察的這一方面，俄國的基本特點，就是在自發(fā)的工人運動一開始產生和先進輿論一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時，就有各種顯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幟下聯(lián)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陳腐的社會政治世界觀）。我們說的是“合法馬克思主義”[32]的蜜月時期。一般講來，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現(xiàn)象，要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誰也不會相信會有發(fā)生這種現(xiàn)象的可能。在一個完全沒有出版自由的專制制度國家里，在猖獗的政治反動勢力對于稍有一點政治上的不滿和反抗的苗頭都橫加迫害的時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忽然在受檢查的書刊上打開了一條道路，雖然說明這個理論的語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興趣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是習慣于把（革命的）民意主義的理論當作危險的理論，照例沒有發(fā)覺這一理論的內部演變，而歡迎一切對這個理論的批評。等到政府醒悟過來的時候，等到書報檢查官和憲兵這支笨重的隊伍偵察到新的敵人而猛撲過來的時候，已經過去不少（照我們俄國的尺度來計算）時間了。在這段時間里，馬克思主義的書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的雜志和報紙相繼創(chuàng)辦起來，大家都紛紛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人們都來奉承馬克思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獻殷勤，出版商因為馬克思主義書籍的暢銷而興高采烈。于是，在為這種氣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自然也就出現(xiàn)了不止一個“自命不凡的作家”[33]……

　　現(xiàn)在，可以平心靜氣地談論這個已經過去的時期了。誰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所以在我國的書刊上盛行了一個短暫的時期，是因為極端分子同十分溫和的分子結成了聯(lián)盟。實質上，這些溫和分子是資產階級民主派，而這個結論（由他們往后的“批評”發(fā)展明顯地證實了）早在“聯(lián)盟”還完整的時候，就已經有人意識到了。［原注5］?

［原注5］ 這是指前面刊印的克·土林的一篇反對司徒盧威的文章，該文是根據(jù)題目為《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著作中的反映》的學術講演寫成的。見序言[34]。（這是作者為1907年版加的注釋?！幷咦ⅲ?/p>

　　既然如此，那么以后出現(xiàn)那種“混亂”，是否應當由那些同未來的“批評派”實行過聯(lián)盟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來承擔最大的責任呢？從過分死板地觀察問題的人那里，有時可以聽到這樣的問題以及對它的肯定回答?？墒沁@些人是完全不對的。只有那些不信賴自己的人，才會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結成的暫時聯(lián)盟，而不結成這樣的聯(lián)盟，無論哪一個政黨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聯(lián)合，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初次實行的某種真正的政治聯(lián)盟。由于結成了這個聯(lián)盟，我們才極為迅速地戰(zhàn)勝了民粹主義并且使馬克思主義思想（雖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廣泛傳播開來。同時，結成這個聯(lián)盟并不是完全沒有任何“條件”的。證據(jù)就是1895年被書報檢查機關燒掉的馬克思主義文集《俄國經濟發(fā)展問題的資料》。假使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在書刊方面的協(xié)議可以比作政治聯(lián)盟，那么這本書也就可以比作政治協(xié)定了。

　　破裂之所以發(fā)生，當然不是因為“同盟者”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恰恰相反，這一派正是社會民主黨天然的、合適的同盟者，因為這里涉及的是社會民主黨的民主任務，而俄國的現(xiàn)狀把這方面的任務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這種聯(lián)盟的必要條件，就是社會黨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階級揭示工人階級利益同資產階級利益的敵對性?，F(xiàn)在大多數(shù)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紛紛倒向的伯恩施坦主義和“批評”派，卻要剝奪這種可能性，腐蝕社會主義的意識，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宣傳社會矛盾緩和論，硬說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是荒謬的思想，把工人運動和階級斗爭縮小為狹隘的工聯(lián)主義運動，縮小為爭取細小的、漸進的改良的“現(xiàn)實主義”斗爭。這就完全等于資產階級民主派否認社會主義運動的獨立自主權，從而也就否認它的生存權；這在實踐上就是想把剛剛開始的工人運動變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這種情況下，破裂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墒?，俄國的“獨特”之處就在于，這個破裂不過是使社會民主黨人從大家最容易看到的、傳布最廣的“合法”書刊上消失。在這種書刊上，“前馬克思主義者”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樹起了“批評的旗幟”，幾乎取得了“譴責”馬克思主義的壟斷權。“反對正統(tǒng)”、“批評自由萬歲”的口號（現(xiàn)在《工人事業(yè)》所不斷重復的口號），立刻成了時髦的字眼。這種時髦的東西連書報檢查官和憲兵也抵擋不了，這有事實為證，例如有名的（有赫羅斯特拉特名聲的[35]）伯恩施坦的一本書就有三種俄文版本[36]，又如祖巴托夫也推薦伯恩施坦和普羅柯波維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報》第10號）[37]。現(xiàn)在社會民主黨人擔負著一個本來就很困難、又因純粹外部的阻礙而變得非常艱巨的任務，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爭的任務。可是，這個思潮不僅表現(xiàn)在書刊上。在人們轉向“批評”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的實際工作者則傾心于“經濟主義”。

　　合法的批評和不合法的“經濟主義”之間的聯(lián)系和相互依賴關系是怎樣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值得專門寫一篇文章。這里我們只要指出無疑存在著這種聯(lián)系就夠了。臭名遠揚的《信條》[38]所以博得了那種應有的名聲，也正是因為它坦白地表述了這種聯(lián)系，吐露了“經濟主義”的基本政治傾向：讓工人去作經濟斗爭（更確切些說，去作工聯(lián)主義的斗爭，因為工聯(lián)主義的斗爭也包括一種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讓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去同自由派結合起來作政治“斗爭”。“在人民中”進行的工聯(lián)主義工作，是執(zhí)行這個任務的前半部，合法的批評則是執(zhí)行這個任務的后半部。這種聲明成了反對“經濟主義”的極好武器，所以，如果沒有《信條》，也值得編造出一篇《信條》來。

　　《信條》并不是編造出來的，但它的公布沒有照顧它的作者們的意愿，也許，甚至是違反它的作者們的意愿的。至少參加過把新“綱領”公布于世［原注6］的本書作者已經聽到一些怨言和責難，說不應該把發(fā)言者概述自己觀點的草稿復制散發(fā)，冠以《信條》的名稱，甚至還同一份抗議書一起刊印出來！我們所以要講到這段情節(jié)，是因為它揭示了我們的“經濟主義”的那種耐人尋味的特點：害怕公開。這正是整個“經濟主義”的特點，而不只是《信條》的作者們的特點，因為表現(xiàn)出這種特點的，有最坦白最真誠地擁護“經濟主義”的《工人思想報》[39]，有《工人事業(yè)》（它因“經濟主義的”文件在《指南》[40]中發(fā)表出來而表示憤慨），有基輔委員會（它在兩年以前也不愿意讓人把它的《宣言書》[41]連同那篇反駁《宣言書》的論文一起登載出來［原注7］），還有許許多多單個的“經濟派”分子。

［原注6］ 指反對《信條》的17人抗議書。本書作者參加過起草這個抗議書的工作（1899年底）。1900年春，抗議書曾同《信條》一起在國外刊印出來。現(xiàn)在從庫斯柯娃女士的文章中（仿佛是登在《往事》[42]雜志上）已經知道：《信條》的作者就是她，而當時在國外的“經濟派”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普羅柯波維奇先生。（這是作者為1907年版加的注釋?！幷咦ⅲ?/p>

［原注7］ 據(jù)我們所知，基輔委員會的成員從那時起發(fā)生了變化。

　　擁護批評自由的人有這種害怕批評的表現(xiàn)，不能單單用不老實來解釋（雖然毫無疑問，他們有時也非不老實不可，因為把還沒有鞏固的新派別的萌芽暴露出來讓敵人攻擊是不合算的！）。不，大多數(shù)“經濟派”確實打心眼里憎惡（并且按“經濟主義”的實質來說，他們也應當這樣）一切理論上的爭論、派別的分歧、廣泛的政治問題、把革命家組織起來的方案等等?！白寖S居國外的人去干這些事情吧！”——一個相當徹底的“經濟派”有一次這樣對我說過，而他這句話是代表一種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純粹工聯(lián)主義的）觀點的：我們的事情就是管我們這個地方的工人運動、工人組織；至于其余的事情，都是學理主義者虛構出來的，正像《火星報》第12號上發(fā)表的那封信的作者們和《工人事業(yè)》第10期異口同聲地所說的那樣，都是“夸大思想體系的作用”。

　　試問，既然俄國的“批評”和俄國的伯恩施坦主義有這樣的特點，那么凡是在實際上而不是僅僅在口頭上愿意反對機會主義的人，應當擔負起什么樣的任務呢？第一，應當設法恢復在合法馬克思主義時代剛剛開始，而現(xiàn)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動家肩上的理論工作；如果沒有這樣的工作，運動就不能順利發(fā)展。第二，必須積極地同嚴重腐蝕人們意識的合法的“批評”作斗爭。第三，應當積極反對實際運動中的混亂和動搖，要揭穿并且駁斥一切自覺或不自覺地降低我們的綱領和我們的策略的行為。

　　無論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業(yè)》都沒有做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下面我們將從各方面來詳細地說明這個盡人皆知的真實情況?，F(xiàn)在我們只想指出，“批評自由”的要求同我們俄國的批評以及俄國的“經濟主義”的特點處于怎樣一種極端矛盾的狀況。其實，看一看“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lián)合會”肯定《工人事業(yè)》觀點的那個決議就行了：

　　“為了促進社會民主黨今后思想上的發(fā)展，我們認為在黨的書刊上有批評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自由是絕對必要的，只要這種批評不同這個理論的階級性和革命性相抵觸。”（《兩個代表大會》第10頁）

　　理由就是：決議的“第一部分同呂貝克黨代表大會關于伯恩施坦問題的決議是一致的”……　“聯(lián)合會派”由于頭腦簡單，竟未覺察到他們這樣抄襲多么清楚地證明了他們的思想貧乏(testimonium paupertatis)！……“但是……決議的第二部分卻比呂貝克黨代表大會更嚴格地限制了批評自由”。

　　這樣，“聯(lián)合會”的決議就是針對俄國伯恩施坦派的了？否則，提呂貝克黨代表大會豈不十分荒謬！然而，要說這個決議“嚴格地限制了批評自由”，那是不正確的。德國人用自己的漢諾威決議逐條拒絕了的，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呂貝克決議中，則對伯恩施坦本人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們的“自由的”仿效者，卻對俄國的“批評”和俄國的“經濟主義”所特有的任何一種表現(xiàn)都只字不提；既然對這一切閉口不談，那么空空洞洞地說什么理論的階級性和革命性，就會給曲解留下更大的余地，特別是“聯(lián)合會”還不愿把“所謂經濟主義”看作機會主義（《兩個代表大會》第8頁第1條）。但這還只是順便說說而已。而主要的是，機會主義者和革命社會民主黨人的立場，在德國和在俄國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在德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主張保存現(xiàn)有的東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經由幾十年的經驗詳細闡明了的原有的綱領和策略。而“批評派”則想加以改變，但由于這個批評派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少數(shù)，他們的修正主義意圖又很怯懦，那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多數(shù)派只是把“革新主張”干脆否決了事。而在我們俄國，卻是批評派和“經濟派”主張保存現(xiàn)有的東西?！芭u派”希望大家繼續(xù)把他們看作馬克思主義者，并且保證他們所濫用過的“批評自由”（因為他們實際上從來沒有承認過任何黨的聯(lián)系［原注8］ ，并且我們也沒有一個能夠“限制”、哪怕是用規(guī)勸的方法來“限制”批評自由的為大家公認的黨的機關）；“經濟派”要革命者承認“現(xiàn)時運動的正當性”（《工人事業(yè)》第10期第25頁），即承認現(xiàn)存的東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圖使運動“脫離”那條“由各種物質因素和物質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道路（《火星報》第12號上所載的《一封信》）；要大家承認只有進行“工人在當前條件下唯一可能進行的”斗爭才是適當?shù)?，要大家承認只有“工人們目前實際進行的”斗爭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報〉增刊》[43]第14頁）。相反，我們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對于這種崇拜自發(fā)性，即崇拜“目前”現(xiàn)有的東西的態(tài)度表示不滿；我們要求改變近年來所流行的策略，我們聲明說，“在統(tǒng)一以前，并且為了統(tǒng)一，首先必須堅決而明確地劃清界限”（《火星報》出版聲明）[44]）?？傊聡藞猿脂F(xiàn)有的東西，拒絕改變，而我們卻要求改變現(xiàn)有的東西，反對崇拜這個現(xiàn)有的東西，反對同它調和。

［原注8］ 單是缺少公開的黨的聯(lián)系和黨的傳統(tǒng)這一事實，就構成了俄國和德國的根本差別，這種差別必定會提醒每一個明智的社會黨人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人。從下面這個典型例子可以看出“批評自由”在俄國達到了怎樣的地步。俄國的批評派布爾加柯夫先生竟譴責奧地利的批評派赫茨說：“赫茨作的結論雖然很有獨立精神，但是他在這個問題〈合作社問題〉上，看來畢竟是太受自己黨的意見的束縛了，他雖然在細節(jié)方面有不同意見，但始終不敢離開總的原則。”（《資本主義和農業(yè)》第2卷第287頁）一個政治上備受奴役的國家，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都由于政治上處于奴隸狀態(tài)和完全不懂黨的榮譽和黨的聯(lián)系而墮落到了極點，這樣的國家里的臣民，竟傲然地責備一個憲制國家里的公民過于“受黨的意見的束縛”！那么，我們的不合法組織就只好去擬訂關于批評自由的決議了……

　　這一個“小小的”區(qū)別，我們的“自由地”抄襲德國人決議的專家們就沒有覺察到！

（四）恩格斯論理論斗爭的意義

　　“教條主義、學理主義”、“黨的僵化（由于強制束縛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懲罰）”，——這就是《工人事業(yè)》的那些捍衛(wèi)“批評自由”的騎士們所拼命攻擊的敵人。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我們當然極表歡迎，不過我們還主張再提出一個問題：

　　可是評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我們面前有兩個書刊出版聲明：一個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lián)合會的定期機關刊物〈工人事業(yè)〉的綱領》（《工人事業(yè)》第1期單張），另一個是《關于恢復“勞動解放社”出版物的聲明》[45]。兩個聲明都標明是在1899年發(fā)表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早已顯現(xiàn)出來了。而我們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在第一個聲明中，你們絲毫沒有指出這個現(xiàn)象，也沒有確切說明新的機關刊物對這個問題打算采取的立場。關于理論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務問題，無論在這個綱領中，或在1901年“聯(lián)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46]通過的對這個綱領的補充條文中（《兩個代表大會》第15-18頁），都只字未提。在這整個時期內，《工人事業(yè)》編輯部始終都把理論問題擱在一邊，雖然這些問題是全世界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很關心的問題。

　　與此相反，另一個聲明首先就指出了近年來人們對理論的興趣減弱的事實，堅決要求“密切注意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理論方面”，并號召大家“無情地批評”我們運動中的“伯恩施坦主義的傾向以及其他反對革命的傾向”。已經出版的幾期《曙光》，表明了這個綱領的執(zhí)行情況。

　　由此可見，所謂反對思想僵化等等的響亮詞句，只不過是用來掩飾人們對理論思想發(fā)展的冷淡和無能。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例子非常明顯地說明了全歐洲的普遍現(xiàn)象（這是德國馬克思主義者也早已指出的現(xiàn)象）：臭名遠揚的批評自由，并不是用一種理論來代替另一種理論，而是自由地拋棄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論，是折中主義和無原則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國運動的實際情況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理論水平有了某種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論修養(yǎng)很差甚至毫無理論修養(yǎng)的人，由于看見運動有實際意義和實際成效而加入了運動。由此可見，《工人事業(yè)》得意揚揚地提出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47]，是多么不合時宜。在理論混亂的時代來重復這句話，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時高喊“但愿你們拉也拉不完！”[48]一樣。而且上面馬克思的這句話，是從他評論哥達綱領[49]的信里摘引來的，馬克思在信里嚴厲地斥責了人們在說明原則時的折中主義態(tài)度。馬克思寫信給黨的領袖們說，如果需要聯(lián)合，那么為了達到運動的具體目標，可以締結協(xié)定，但是決不能拿原則來做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的意思就是這樣，而我們這里卻有人假借馬克思的名義來竭力貶低理論的意義！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醉心于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時髦的機會主義說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而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來說，由于存在三種時常被人忘記的情況，理論的意義就顯得更為重要了。這三種情況就是：第一，我們的黨還剛剛在形成，剛剛在確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危險的其他派別進行的清算還遠沒有結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時期，非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派別顯得活躍起來了（這是阿克雪里羅得早就對“經濟派”說過的[50]）。在這種條件下，初看起來似乎并“不重要的”錯誤也可能引起極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淺的人，才會以為進行派別爭論和嚴格區(qū)別各派色彩，是一種不適時的或者多余的事情。這種或那種“色彩”的加強，可能決定俄國社會民主黨許多許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就其本質來說是國際性的運動。這不僅意味著我們應當反對民族沙文主義。這還意味著在年輕的國家里開始的運動，只有在運用別國的經驗的條件下才能順利發(fā)展。但是，要運用別國的經驗，簡單了解這種經驗或簡單抄襲別國最近的決議是不夠的。為此必須善于用批判的態(tài)度來看待這種經驗，并且獨立地加以檢驗。只要想一想現(xiàn)代工人運動已經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長和擴展，就會懂得，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論力量和多么豐富的政治經驗（以及革命經驗）。

　　第三，俄國社會民主黨擔負的民族任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黨都不曾有過的。我們在下面還要談到把全體人民從專制制度壓迫下解放出來這個任務所賦予我們的種種政治責任和組織責任?，F(xiàn)在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就是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xiàn)先進戰(zhàn)士的作用。讀者如果想要稍微具體地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請回想一下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先驅者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請想想俄國文學現(xiàn)在所獲得的世界意義；就請……只要想想這些也就足夠了！

　　現(xiàn)在讓我們引證一下恩格斯1874年談到理論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意義問題時所發(fā)表的意見吧。恩格斯認為，社會民主黨的偉大斗爭并不是有兩種形式（政治的和經濟的），像在我國通常認為的那樣，而是有三種形式，同這兩種斗爭并列的還有理論的斗爭。他對實踐上和政治上都已經鞏固的德國工人運動所作的指示，從現(xiàn)代各種問題和爭論的觀點來看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們希望讀者不要因為我們從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見的珍本書的《德國農民戰(zhàn)爭》[51]的序言中，摘引很長一段話而埋怨我們：

　　“德國工人同歐洲其他各國工人比較起來，有兩大優(yōu)越之處。第一，他們屬于歐洲最有理論修養(yǎng)的民族，他們保持了德國那些所謂’有教養(yǎng)的人’幾乎完全喪失了的理論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那么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即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創(chuàng)立。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感，那么這個科學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像現(xiàn)在這樣深入他們的血肉。這個優(yōu)越之處無限重大，從以下的事實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把各個行業(yè)組織得很好，但是前進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于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國人和比利時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魯東主義的傳播而發(fā)生混亂和動搖，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則由于按巴枯寧不倫不類的模式傳播蒲魯東主義而發(fā)生混亂和動搖。第二個優(yōu)越之處，就是德國人參加工人運動，差不多比各國人都遲。德國的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依靠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位思想家而確立起來的。雖然這三位思想家的學說含有十分虛幻和空想的性質，但他們終究是屬于一切時代最偉大的智士之列的，他們天才地預示了我們現(xiàn)在已經科學地證明了其正確性的無數(shù)真理。同理論上的社會主義一樣，德國的實踐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當忘記，它是依靠英國和法國的運動而發(fā)展起來的，它能夠直接利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用很高的代價換來的經驗，而在現(xiàn)在避免它們當時往往無法避免的那些錯誤。如果沒有英國工聯(lián)運動和法國工人政治斗爭的榜樣，如果沒有特別是巴黎公社所給予的那種巨大的推動，我們現(xiàn)在會處在什么境地呢？

　　必須承認，德國工人以罕見的理解力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處，自從有工人運動以來，斗爭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經濟實踐方面（反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聯(lián)系，有計劃地進行著。德國工人運動所以強大有力和不可戰(zhàn)勝，也正是由于這種可以說是向心的攻擊。

　　一方面由于德國工人具有這種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國工人運動具有島國的特點，而法國工人運動又受到暴力的鎮(zhèn)壓，所以現(xiàn)在德國工人是處于無產階級斗爭的前列。事件究竟能讓他們把這種光榮地位占據(jù)多久，這是不能預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們還占據(jù)這個地位，他們就能很好地執(zhí)行這個地位賦予他們的種種責任。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斗爭和鼓動的各個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別是領袖們有責任愈來愈透徹地理解種種理論問題，愈來愈多地擺脫那些屬于舊世界觀的傳統(tǒng)詞句的影響，而時刻牢記：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作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確的意識傳布到工人群眾中去，必須日益加強團結黨組織和工會組織……

　　……假使德國工人將來還是這樣前進，那么雖然不能說他們一定會走在運動的前列（只是某一個國家的工人走在運動的前列，這并不符合運動的利益），但是一定會在戰(zhàn)士的行列中占據(jù)一個光榮的地位；而將來如果有意外嚴重的考驗或者偉大的事變要求他們表現(xiàn)出更大的勇氣、更大的決心和毅力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有充分的準備?！盵52]

　　恩格斯的話果然有先見之明。幾年之后，德國工人遇到了反社會黨人非常法這樣意外的嚴重考驗。而德國工人確實是有充分準備地迎接了這次考驗，并且勝利地通過了這次考驗。

　　俄國無產階級將要遇到無比嚴重的考驗，將要同兇猛的怪物作斗爭，憲制國家中的非常法同這個怪物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歷史現(xiàn)在向我們提出的當前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一切當前任務都更革命的任務。實現(xiàn)這個任務，即摧毀這個不僅是歐洲的同時也是（我們現(xiàn)在可以這樣說）亞洲的反動勢力的最強大的堡壘，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我們有理由指望，只要我們能夠用我們的先驅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種獻身的決心和毅力，來鼓舞我們的比當時更廣闊和更深刻千百倍的運動，我們就一定能夠獲得我們的先驅者在當時已經享有的這個光榮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