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說起“吃飯”這事兒，現(xiàn)代人早已習慣了“每天吃三頓”。但放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史上，“一日三餐”卻曾是大多數(shù)古人的奢求。

比如在兩千多年前，那個公認“人給家足”的中國古代著名盛世“文景之治”里，西漢名臣晁錯就在其名作《論貴粟疏》里發(fā)出疾呼“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保證老百姓“一天吃上兩頓飯”，放在西漢“盛世”里，都是個十分不容易的治國目標。?

而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更告訴我們：殷商時代的中國人，把一天分成了八個時段。其中有“大食”和“小食”，也就是在上午和下午各吃一頓。發(fā)展到戰(zhàn)國時期，“上午這頓”常被稱為“朝食”，也叫“饔食”，這是古人當時每天最重要，也吃得最好的一頓。比如春秋年間的齊晉“鞌之戰(zhàn)”，齊頃公開打前就放話“余姑翦滅此而朝食”，雖然接著就被揍得稀里嘩啦。但這“打完就好好吃一頓”的強烈愿望，也彰顯“朝食”的豐盛與重要。

相比之下，“下午這頓”就相對簡單了些，通常叫做“餔食”，又叫“飧食”，常是“朝食”吃剩下的，基本就是湊合一頓?，F(xiàn)代人習慣了的“一日三餐”生活，對于兩千年前的中國老百姓，那真是相當遙遠。

當然，對于兩千多年前的貴族階層來說，“一日三餐”卻是真不遠。比如以《周禮》的記載“王齊日三舉”，也就是周天子一天要吃三頓飯。以唐朝人賈公彥的觀點，當時的周天子“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也就是周天子每天“后面兩頓飯”，吃的都是“朝食”的剩飯，卻實實在在“一日三餐”?！蹲髠鳌贰稇?zhàn)國策》里的貴族們，每天也多了“日中之食”，權貴門下的“門客”們也是“日三食”。有錢有地位，就能“多吃一頓”。

至于帝王們，那自然吃的“次數(shù)”更多。漢朝年間起，中國歷代皇帝就有了“四食”的傳統(tǒng)，分為“旦食”“晝食”“夕食”“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一頓。“吃幾頓”這事兒，就是身份象征。

而從唐宋年間起，“一日三餐”的范圍，也終于漸漸擴大。比如在唐朝時，那些留下膾炙人口詩篇的詩人們，也大多過起了“一日三餐”的生活。就連一生“苦吟”的賈島，也能“林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時”。賈島所說的“中餐”，在唐朝又被稱為“晝食”，也是唐代士大夫階層們每天“吃得最好”的一頓。

到了城市經(jīng)濟空前發(fā)達的宋朝，汴京等“一線城市”里，正店七十二家，腳店上萬家，各種小吃琳瑯滿目，夜市里的夜宵也熱熱鬧鬧，還出現(xiàn)了被稱為“宣索”的“外賣服務”，想吃了就“點外賣”。對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宋朝人來說，“一日三餐”當然也就更流行。

但對于人口更多的農民們來說，這事兒就是兩樣了：生活在“仁宗盛世”年間的司馬光，就哀嘆當時的農民“所食者糠籺而不足”。以宋代學者陳淳的說法，宋朝農民何止是吃得差？頓數(shù)也少。哪怕在富裕的南方，“不能營三餐之飽”是常事兒，許多地方的農民一天吃一頓飯，還有人每天勞動到黃昏，居然都吃不上一頓?！耙蝗杖汀睂τ谒麄?，依然很遠。

發(fā)展到明清時期，“一日三餐”的范圍，終于開始擴大了。小說《三言二拍》里的明朝市民生活里，“一日三餐”已十分常見，還有“飽三餐飯常知足，得一帆風便可收”的詠嘆。明代畫家文征明每天的伙食，早晨吃現(xiàn)吃現(xiàn)做的點心，中午還能喝上酒，晚飯吃面飯。這樣的“餐飲水平”，也被當時的明朝人稱為“素儉”。而在當時的江南地區(qū)，就算是城市的工匠傭人，每天都是三頓飯。

當然，要論吃什么，不同的階層，“講究”也不同。且不說帝王家的飲食，那些號稱“清流”的士大夫們，有時一頓飯就“水陸已過百品”。傳教士利瑪竇筆下的明朝“清流”們，一天何止要吃三頓？深夜里更要有“加餐”。每次宴會都無比豪華，桌子上堆滿各種美食，“簡直會使人覺得在修建一座小型的城堡”。各位大明“清流”們圍著“城堡”大快朵頤，往往要吃一個通宵。這類“加餐”的費用，基本“全部由公家支付”。

看過這震撼的“士大夫加餐”，就能知道這“飯桌如城堡”的大明，到底是咋亡的了。

當然，放在尋常百姓家，吃的自然不同。比如明代中期，浙江地區(qū)的自耕農家庭，每天早晚都是喝粥，中午這頓才能吃上米飯，下飯往往是水產品。每年也就是端陽節(jié)時，才能“喝酒賽樂”。這今天看上去寒酸的一日三餐，卻已是古代生活的一大步。

而從明朝中后期起，東南百姓的一日三餐，也豐富了很多。以《沈氏農書》記載，江南地區(qū)的佃農們，都能“春冬一日葷，兩日素，夏秋一日葷，三日素”。不但能吃上一日三餐，隔些天還能吃上些葷菜。而以《亂離見聞錄》記載：萬歷年間的廣東沿海城鎮(zhèn)，一斗米才要20錢，一斤肉才六七文錢，生活“百般平易”。這樣的“一日三餐”，自然也更好些。

如此進步，其實也有賴于明清年間，中國農業(yè)生產的大踏步前進。明清年間的農業(yè)畝產量，比宋代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八左右，而且“二年三熟輪作制”日益普及，小麥水稻推廣南北，中國的耕地面積也達到了八百萬頃以上。特別是在“百般平易”的廣東地區(qū)，僅在明朝年間就興建了一千六百多處水利工程，翻車水車等農具大量應有，畝產三四石都成為常事。強大生產力，正如當時利瑪竇的感慨：“產量遠超過西班牙”“遠比歐洲富裕得多”。

也正是隨著從明至清，一場場“農業(yè)革命”，當時中國人的糧食占有量也大幅度增加：以學者郭松義的推算，從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間，拋開戰(zhàn)亂年代，“和平年月”里的每個中國糧農，可以向社會提供400市斤以上的糧食。這個數(shù)據(jù)有多了不起？比比清末就知道：清末一個糧農，平均每年提供的糧食數(shù)量，不過50市斤。

那老百姓“多吃一頓”的景象，就是農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的縮影。

不過即使如此，哪怕明清年間，在中國大多數(shù)地方，“一日三餐”對于農民來說，依然是個難事：明代時的北方農村，依然對每日兩餐“習以為風”。清代哪怕是毗鄰京城的直隸地區(qū)，農村里“中人日僅兩食”，也就是中等家庭的農戶，每天也是兩頓飯。而且“良夕佳節(jié)七八口之家割肉不過一二斤”，想吃好點，都是如此難。甚至一直到了民國年間，以《馮玉祥日記》記載，河南農戶依然還是每天兩頓，“一頓稀飯，一頓干飯，均是小米?！?br/>
這“吃幾頓”的問題，除了見證了歷代農業(yè)的發(fā)展，更縮影了歷代平民百姓的不易?！岸喑砸活D”甚至“吃好一點”，都是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進程?？炊@句話，也就能深味一句古訓：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