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曾經(jīng)作過這樣的建議：把文學叫做“人學”。我們在說明文學必須以人為描寫的中心，必須創(chuàng)造出生動的典型形象時，也常常引用高爾基的這一意見。但我們的理解也就到此為止，——只知道逗留在強調(diào)寫人的重要一點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實，這句話的含義是極為深廣的。我們簡直可以把它當做理解一切文學問題的一把總鑰匙，誰要想深入文藝的堂奧，不管他是創(chuàng)作家也好，理論家也好，就非得掌握這把鑰匙不可。理論家離開了這把鑰匙，就無法解釋文藝上的一系列的現(xiàn)象；創(chuàng)作家忘記了這把鑰匙，就寫不出激動人心的真正的藝術作品來。這句話也并不是高爾基一個人的新發(fā)明，過去許許多多的哲人，許許多多的文學大師都曾表示過類似的意見。而過去所有杰出的文學作品，也都充分證明著這一意見的正確。高爾基正是在大量地閱讀了過去杰出的文學作品，和廣泛地吸收了過去的哲人們、文學大師們關于文學的意見后，才能以這樣明確簡括的語句，說出了文學的根本特點的。

我這篇文章，就是想為高爾基的這一意見作一些必要的闡釋；并根據(jù)這一意見，來觀察目前文藝界所爭論的一些問題。

文藝的對象，文學的題材，應該是人，應該是時時在行動中的人，應該是處在各種各樣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的人，這已經(jīng)成了常識，無須再加說明了。但一般人往往把描寫人僅僅看做是文學的一種手段，一種工具；如季摩菲耶夫在《文學原理》中這樣說：“人的描寫是藝術家反映整體現(xiàn)實所使用的工具”。這就是說，藝術家的目的，藝術家的任務，是在反映“整體現(xiàn)實”，他之所以要描寫人，不過是為了達到他要反映“整體現(xiàn)實”的目的，完成他要反映“整體現(xiàn)實”的任務罷了。這樣，人在作品中，就只居于從屬的地位，作家對人本身并無興趣，他的筆下在描畫著人，但心目中所想的，所注意的，卻是所謂“整體現(xiàn)實”，那么這個人又怎么能成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著自己的真正的個性的人呢?而且，所謂“整體現(xiàn)實”，這又是何等空洞，何等抽象的一個概念!假使一個作家給自己規(guī)定的任務是“反映整體的現(xiàn)實”，假使他是從這樣一個抽象空洞的原則出發(fā)來進行創(chuàng)作的，那么，為了使他的人物能夠適合這一原則，能夠充分體現(xiàn)這一原則，他就只能使他的人物成為他心目中的現(xiàn)實現(xiàn)象的圖解，他就只能抽去這個人物的思想感情，抽去這個人物的靈魂，把他寫成一個十足的傀儡了。應該說，季摩菲耶夫還是比較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征的。在他的那本《文學原理》中，有著很多精辟的見解。那本書，在蘇聯(lián)雖然受到很多人的非常嚴厲的批評和指責，但我以為這些批評和指責未必都是正確的，然而這里所提到的一點，卻是一向毫無異議地為大家所接受的。在蘇聯(lián)是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正因為這種理論是一種支配性的理論，在我們的文壇上也就多的是這樣的作品：就其對現(xiàn)實的反映來說，那是既“正確”而又“全面”的，但那被當作反映現(xiàn)實的工具的人，卻真正成了一把毫無靈性的工具，絲毫也引不起人的興趣了。

我這樣說，是不是意味著我認為文學不能夠或者不必要反映現(xiàn)實呢?不是的。文學當然是能夠，而且也是必須反映現(xiàn)實的。但我反對把反映現(xiàn)實當作文學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務；尤其反對把描寫人僅僅當作是反映現(xiàn)實的一種工具，一種手段。我認為這樣來理解文學的任務，是把文學和一般社會科學等同起來了，是違反文學的性質(zhì)、特點的。這樣來對待人的描寫，是決寫不出真正的人來的，是會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

那么，究竟應該怎樣來理解文學的任務，怎樣來對待人的描寫呢?

過去的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們，都是把文學當做影響人、教育人的利器來看待的。一切都是從人出發(fā)，一切都是為了人。魯迅在他早年寫的《摩羅詩力說》中，以“能宣彼妙音，傳其靈覺，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為詩人之極致。他之所以推崇荷馬以來的偉大的文學作品，是因為讀了這些作品后，能夠使人更加接近人生，“歷歷見其優(yōu)勝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圓滿?！边@種看法并不是魯迅一個人所獨有的，而可以說是過去所有杰出的、熱愛人生的詩人們的一種共同的看法。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談到文學的作用時也這樣說：“詩人指導人們趨向于高尚的生活概念和情感的高貴形象：我們讀詩人的作品，就會厭惡那庸俗的和惡劣的事物，就會看出所有美和善的迷人的地方，愛好所有高貴的東西；他們會使我們變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貴。”一切藝術，當然也包括文學在內(nèi)，它的最最基本的推動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類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種熱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偉大的詩人，都是本著這樣的理想來從事寫作的。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須先改善人自己，必須清除人身上的弱點和邪惡，培養(yǎng)和提高人的堅毅、勇敢的戰(zhàn)斗精神。高爾基在他的一篇題名《讀者》的特寫中，是這樣來說到文學的目的和任務的：

文學的目的是要幫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發(fā)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們身上的庸俗習氣作斗爭，發(fā)現(xiàn)他們身上好的品質(zhì)，在他們心靈中激發(fā)起羞恥、憤怒、勇氣，竭力使人們變?yōu)閺娪辛Φ?、高尚的、并且使人們能夠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br/>
而歷來一切偉大的文學作品，也的確都是以贊美和歌頌好人好事，鞭撻和斥責壞人壞事為其職責的。善惡邪正的斗爭，成了文學的基本主題，而且善總是戰(zhàn)勝了惡，正總是壓倒了邪。即使邪惡在作品中得勝了，但人們的同情也必然是在善和正一方面的。正像高耐依在論到戲劇的作用時所說的：“好人雖然遭到不幸，大家一定是愛他的，同情他的；壞人雖然得志，大家一定是恨他的，討厭他的?！边@是因為，作者在描述作品中的這些人物時，并不是把他們當做自己的一個工具，而是把他們當做和自己一樣的人。他不能不愛那些他所認為善良和正直的人，而恨那些他所認為奸邪和兇惡的人。他和他筆下的好人一同歡笑，一同哭泣；為他們的高興而高興，為他們的憂愁而憂愁。而對于那些壞人，則總是帶著極大的憎惡與輕蔑，去揭露他們的虛偽，刻畫他們的丑態(tài)。作者就用他的這種熱烈分明的愛憎，給了他的人物以生命；又通過他的人物來感染讀者，影響讀者。使得讀者和他一起來愛那些好人，恨那些壞人。并進而鼓舞讀者積極地在現(xiàn)實生活中幫助好人去和邪惡戰(zhàn)斗，去撲滅邪惡，肅清邪惡。也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人們在提到那些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杰出的文學作品的大師的名字時，才總是懷著無限崇敬與感激的心情的。假使作家所著眼的是所謂“整體的現(xiàn)實”，或者像另一些人所說的是所謂“生活的本質(zhì)”， “生活發(fā)展的規(guī)律”，而把人僅僅當作是借以反映這些東西的一種工具的話，那末，他就再也寫不出這樣激動人心的作品來，再也收不到這樣巨大的效果了。

我這樣說，是不是會斬斷了文學與現(xiàn)實之間的聯(lián)系，取消了文學反映生活的職能呢?這種顧慮(或者簡直是對我的責難)，其實是不必有的。除非作家寫不出真正的人來，假如寫出了真正的人，就必然也寫出了這個人所生活的時代、社會和當時的復雜的社會階級關系。因為，人是不能脫離一定的時代、社會和一定的社會階級關系而存在的；離開了這些，就沒有所謂“人”，沒有人的性格。我們從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時代、社會和階級的烙印。這些烙印，是誰也無法給他除去的。曹雪芹難道是為了要反映封建社會的日趨崩潰的征兆，為了要反映官僚士大夫階級的必然沒落的命運而寫《紅樓夢》的嗎?當然不是的。他是因為受到了對于賈寶玉、林黛玉等人(這里不談這些人是怎樣闖進他的心海里去的問題)的一種無法排解的、異常深厚復雜的感情的驅(qū)迫，才來寫《紅樓夢》的。但是我們通過這部作品所看到的，卻決不是賈寶玉等人的個人生活史，而是當時的整個時代，整個社會。對于《哈姆雷特》《唐·吉訶德》《奧勃洛莫夫》以及《阿Q正傳》等等，我們都可以這樣說。

人和人的生活，本來是無法加以割裂的，但是，這中間有主從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會現(xiàn)實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會現(xiàn)實。反過來，你假如把反映社會現(xiàn)實，揭示生活本質(zhì)，作為你創(chuàng)作的目標，那么你不但寫不出真正的人來，所反映的現(xiàn)實也將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所謂生活本質(zhì)，也很難揭示出來了。所以，文學要達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須從人出發(fā)，必須以人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達到反映生活、揭示現(xiàn)實本質(zhì)的目的，也還必須從人出發(fā)，必須以人為注意的中心。說文學的目的任務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質(zhì)，在于反映生活發(fā)展的規(guī)律，這種說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學的核心，取消了文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區(qū)別，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殺文學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