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在自我欺騙，我們都在矛盾撕裂，我們都在誤讀，在一次次的誤讀中重蹈覆轍 我不知道她經歷過什么，從人格構成和價值需要來看。也許在她的心理世界來說，太缺乏“愛”了，可悲的是，她有著過于細膩敏感的感覺器官和精確的表達器官。她把簡單的情緒激動和生理同道義準則之間的矛盾夸張、復雜化并精美捏造后鑄成了她所說的超越她的生命的文學之美的大廈。她活在自己為自己編織的幻夢里，以自己能夠歡欣沉溺的“尺度”來衡量善惡黑白，愛與被愛，施暴與受害。當然，一切的心理變化都始于生存，但我們的意識習慣了身體施予的存在場所和感覺器官，當我們談及生存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談論“意識”或“我們的感覺”是否安逸，當身體上或視覺以外發(fā)生本質上來講并無意義的變化時，至少對肉身的存在沒有毀滅之虞，當這種變化傳遞到她已經習慣于誤讀和隱瞞欺騙的意識時，便為她殘缺羸弱的人格繼續(xù)野蠻生長提供極佳養(yǎng)料。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表現(xiàn)著不同的“自暴自棄”、“事與愿違”、“自私自利”、“自欺欺人”、“本末倒置”、“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我們其實都是病人，只是表現(xiàn)形式不同罷了。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她像太宰治一樣，像三島一樣，像胡波一樣。為了“生存”而選著了毀滅肉身，為了“生存”，寧毋說為了“存在”，為了“維護”，為了繼續(xù)“做夢”。她清醒地自我麻醉，她也明白自己的矛盾與分裂，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狡辯和回避。只是，這種理智是微不足道的，浮于表面的，那只是幫助她語言表達而已。那是斯德哥爾摩嗎？也許，我只能猜測，她的魂靈在一開始出于生存，她反抗過，這不過由于它的某處的缺失和誤判讓反抗和質疑削弱甚至是異化，她需要這種“傷害”，她的理智清楚地提醒過她，身體和身體外的道義和準繩也清晰地提醒過她，推動她做出過理應做的事。但她需要這種“傷害”，她不愿意相信，因為那是否定自己用作完滿自己靈魂的那一部分認知或信念。她選擇了死亡，其實是理性和肉體的“大獲全敗”。她的那一部分，我們稱之為靈魂的那一部分，為畸形殘損做背書的那一部分，有初戀，愛情，文學，美感，犧牲。這些元素是走在生命之前的，是走在理性之前的。這就是她較弱無力人格的結構，她必須用明目張膽的誤解和生拉硬拽的縫合捏造來組裝自己，來讓自己達成一種約伯一樣的悲壯美麗。但，作為一個作者，凡此種種，又與自己的表達完全矛盾。有人說她的死是因為原諒自己與原諒罪犯的矛盾，我想，那是一個完全占據上風的烏托邦式的魂靈，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想象與真實，也迷失了時間。最終，她選擇遺棄自己的身體。無疑，她是痛苦的，但死前的眼淚，大抵來自鮮血淋漓的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