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我被認為是心理結構中自我理想的部分，超我是如何產生，其和自我還有本我之間又有著怎么樣的聯(lián)系，將是本文主要討論的內容。

如果用電腦來比喻，那么本我是底層代碼，自我是操作系統(tǒng)，而超我則是那個操作電腦的人。

激進一點說，超我可能已經成為了自我的另外一個對象，這個對象在自我之外的一個他者，在精神分析大師拉康那里，大他者的概念或許是與超我比較近似的，大他者有點像上帝或是某種絕對的真理，差不多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盡管這個概念遠不止于此，但在這個層面上來看，也是和超我最為接近的一種解釋。

前面把超我比喻成操作電腦的人還有點粗糙，但大概也可以這么去感受，一個社會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透露著一種規(guī)范性的東西在里面，我們的軀體似乎就是被諸如道德，法律，意識形態(tài)所操控的，而超我正是諸如此類的集合，但大他者的概念則更接近政治與宗教的詮釋，用上帝或真理來創(chuàng)造一種道德觀念或意識形態(tài)，上帝和真理就成了其化身，超我同樣是這些東西的化身，弗洛伊德在提出超我的概念時認為，超我不僅是被本我的最早的對象選擇所遺留下來的一種沉淀物，它也代表反對那些選擇的一種能量反相作用（reaction formation）。它和自我的關系并不限于這條規(guī)則，即“你應該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親那樣）”；它也包括這條禁律，即“你絕不能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親那樣），就是說，你不能干他所干的一切；有許多事情是他的特權”。

由此來看待超我是如何產生的，精神分析學派認為，心理創(chuàng)傷是超我產生的契機，前面我們提到自我和本我的誕生實際上是一種心理結構的內部重復，本我因為有了自我意識從而產生了自我，自我反過來成為本我的鏡子再不斷反復映射出本我，本我再不斷產生自我意識如此周而復始。

但這樣的結果也許只能產生像海豚或黑猩猩這樣的聰明的生物，但這離創(chuàng)造文明的智慧還差了很大一段，只有超我或者說大他者我的出現(xiàn)，才使得人類最終進化成了人。

而這個大他者的出現(xiàn)，則來源于本我中那個對他者最原初的暴力，即本我對自我的反抗。

盡管本我與自我的相處看上去十分融洽，但自我實際上是剝奪了本我的強迫性重復所帶來的快感，自我不斷逼迫本我放棄那種強迫性重復，從而能從環(huán)境中辨認出自我與他者，然而這種辨認會帶來一些器質性的反應，因為無法重復體驗快感，個體容易始終處于應激狀態(tài)，因為本我一直想重復，自我卻總是打斷它，大腦給到身體的指令里面存在細微的指令沖突，這個沖突會反應在生理表現(xiàn)上，諸如心慌，胸悶等與焦慮和恐懼有關的一系列特征，久而久之，這種器質性特征總是讓人處于一個高度應激的水平上，好斗就是其中一個表現(xiàn)。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我一定會去反抗，這個反抗可能會表現(xiàn)為本我對自我施加的暴力，這個暴力可能通過父母對子女，首領對部下來展現(xiàn)。

但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本我無法找到自我，自我就像一面鏡子，本我看著自我的時候只能看到本我自身，本我必須從外部虛擬一個自我出來使其成為對象，而身邊的同類就成為了那個自我，恰好自我也是本我將自己投射到同類身上后才發(fā)展出來的。

于是本我對自我的反抗就發(fā)展成了父母要求子女的服從，首領要求成員的服從。其實到這一步，很多群居的哺乳動物也有類似的反應，但是人類有點不一樣，人類的自我因為看到本我反抗后，盡管反抗的不是真正的自我，但自我會將那個被反抗的同類與自我短路，這就發(fā)展出了最早的共情能力。

盡管受到傷害的不是自我，但是自我確實因為本我的反抗感受到了傷害，這種創(chuàng)傷性體驗給了自我一個契機，于是自我裂開了。

自我為了解決這種創(chuàng)傷性體驗帶來的不適感，于是自我不得不用本我當初創(chuàng)造自我的辦法，創(chuàng)造出了超我，從自我裂開的縫隙里，超我誕生了，假如自我的出現(xiàn)是為了打斷本我的強迫性重復的過程，那么超過的出現(xiàn)是為了讓本我在對自我施暴的時候，自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這種暴力。

就這樣，本我，自我和超我互相制約的結構就產生了，本我自身在矛盾中產生了自我，自我對本我不斷施暴以促成自我的發(fā)展，本我對自我的反抗使得自我在創(chuàng)傷新體驗中誕生了超我，超我讓自我和諧地接受本我對自我的暴力。

這種接受就自然體現(xiàn)為氏族成員對首領的服從，子女對父母的依賴。為什么會有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包括PUA術，都是基于這套心理運行機制誕生出來的。施虐者一邊虐待他人，一邊內心會對被虐待者產生共情并產生愧疚感，隨后對被虐待者百般討好，以消減這種愧疚感，而這種消減又會帶來一種滿足的快感，為了繼續(xù)獲得這種快感，施虐者就會繼續(xù)虐待他人，并期待再次出現(xiàn)愧疚感和愧疚感的消減，如此往復。

而被虐待者因為受到了創(chuàng)傷，想起了社會或是父母對自己的訓誡，并引發(fā)了創(chuàng)傷的回憶，為了解決這種創(chuàng)傷感，被虐者會試圖找出潛藏在施虐者背后的大他者，就像社會或父母的訓誡背后一定有某種自己需要去遵守的規(guī)則，于是被虐者就好像配合施虐者的節(jié)奏，一邊表現(xiàn)痛苦引起施虐者的愧疚，一邊又原諒施虐者，讓施虐者對自己百般討好，以肯定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因此人類就是會對暴力表現(xiàn)為服從，并且會為服從暴力的虐待找到一個大他者，是這個大他者讓自己服從暴力，讓自己受苦。

不管是西方的宗教還是東方的禮教文化，歸根到底都是人類的本我對自我訴諸暴力，自我分裂的結果，那些精神分裂或是人格分裂，一切的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除了某些器質性病變導致的問題外，其他的都是從超我中誕生的。

可以這樣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心理病態(tài)發(fā)展的歷史，成為一個人的前提，就是一個人變得瘋狂，人的社會化便是人心的病理化。

這也是為什么人們似乎認為精神分析學派總是把人病理化，或者說是把有心理問題的人作為研究對象，總覺得用精神分析法分析他人總是把人當成變態(tài)在看待。因為在精神分析看來，所謂的正常人，就是病理化的人，如果這個人沒有病理化特征，那么這個人反而不正常。

所謂的神經癥（諸如強迫癥、厭食癥等），無非就是自我過于遵從超我，自我走向超我的意愿過于強大，自我恨不得直接消失，于是本我直接短路到了超我，變成了本我對超我直接訴諸暴力，結果就是本我對著一團空氣搞了半天，但超我又通過自我拉扯著本我，可以理解為狂熱的宗教分子通過自殘身體獲得快感那種樣子，因為本我直接連接著軀體，軀體會對這種暴力產生直接的反應，因此許多種類的神經癥往往伴有軀體癥狀。

其實正常來說，我們所有人都有強迫行為，最典型的強迫行為就是拖延，那些超級自律的人同樣也是強迫行為。除了強迫行為，抑郁癥，焦慮情緒這些心境問題，同樣是自我為了接受本我的暴力，在投向超我的懷抱過程中，自我發(fā)現(xiàn)被超我拒絕了，這里的拒絕當然不是那個大他者主動的行為，而是本我的暴力過于強大導致自我裂開的縫隙太大了，超我已經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這就表現(xiàn)為超我好像拒絕了自我，但實際上超我是被虛擬出來的病理化象征，超我不可能主動去做什么，超我只是為個體走向標準的病理化提供了程序，但因為自我的縫隙太大，導致標準的病理化程序走向了極端的病理化，心境障礙由此出現(xiàn)。

最終，我們不難得出結論，關于超我，就是那個操作電腦的人，是一個病態(tài)化的存在，就像我們拿著手機看短視頻的人一樣虛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