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古代史，唐朝和明朝可以說有著不少共同點，諸如他們的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成祖（廟號原為太宗，嘉靖帝改為成祖）朱棣，都是通過不正當手段登基為帝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通過玄武門之變，殺死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齊王李元吉，并且趁勢逼宮父親唐高祖李淵，使李淵是先立他為太子，再禪位于他。明成祖朱棣身為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初為燕王，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繼位以后，反對削藩，直接起兵造反，是為靖難之役，歷時四年，將建文帝朱允炆趕下皇位，自己登基為皇帝。

這兩位王朝初期的皇帝，雖然雄才大略威名赫赫，干出了一番大事業(yè)，但是成為皇帝之路，是充滿著血腥和黑暗，是極其不光彩的。

但有所不同的是，關(guān)于玄武門之變和靖難之役的余波，他們處理的卻大有所不同，唐太宗李世民是盡量縮小殺戮的范圍，重用以魏征為代表的太子舊部，以安撫人心；而明成祖朱棣則是大殺特殺，以方孝孺被殺為代表，是殺了相當多的大臣，牽連范圍甚廣。

那么身為文臣代表的魏征和方孝孺，面對同樣得位不正的皇帝，為何前者順從其統(tǒng)治，后者卻寧死不屈呢，今天貧道來說說。

一、太子李建成只是儲君，朱允炆卻是正兒八經(jīng)的皇帝

方孝孺寧死不屈，最后被殺，很多人以“愚忠”二字來定義，認為他之所以寧死不屈，只是明朝禁錮思想培養(yǎng)出的愚忠罷了，認為他的死是毫無意義的，沒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

其實這個看法是相當片面的，方孝孺的氣節(jié)還是值得肯定的，不能單純定義為“愚忠”，因為他面對的情況不同于魏征，建文帝朱允炆可是明太祖朱元璋欽定的繼承人，是正統(tǒng)皇帝，而朱棣是靠造反這種不正當手段成為皇帝的，即使他是明太祖第四子，在當時人心中也與亂臣賊子無異，在法統(tǒng)上是站不住腳的，所以方孝孺自然是寧死不屈。

雖然以今天來看，方孝孺寧死不屈的確屬于是愚忠，但是在古代的歷史環(huán)境下，方孝孺不單是愚忠，他的氣節(jié)和堅持的信念，還是值得肯定和欽佩的。

而魏征面對的情況就大為不一樣了，有著更大的選擇權(quán)。

首先太子李建成雖然也是“君”，但只是儲君，并非正統(tǒng)皇帝，古代提倡的“忠君愛國”，忠的“君”是指皇帝，而李建成只是太子，這個差別還是很明顯的。

而且玄武門之變以后，唐高祖李淵先是立李世民為太子，又禪位于他，等于李世民在法統(tǒng)上得到唐高祖李淵的承認，是正統(tǒng)皇帝，再通俗來，人家老二殺了哥哥和弟弟，皇帝老子都原諒了他，并且傳位給他了，等于皇帝老子默認老二是對的，他一個外人也沒必要為了死去的老大愚忠了，所以魏征自然可以心安理得投靠唐太宗李世民，為其效力。

二、魏征務實，方孝孺死守氣節(jié)

魏征這個人其實挺務實的，在太子李建成手下效力之時，就建議戰(zhàn)功不足的李建成去征戰(zhàn)劉黑闥，平定山東；后來更是建議太子李建成先下手為強，將李世民調(diào)離京城，或者將其殺死，結(jié)果李建成沒聽，如果聽了的話，就沒有后來的唐太宗李世民了。

等到唐太宗李世民繼位以后，魏征更是經(jīng)常直言不諱，先后上諫了兩百多件事，李世民基本上都接納了，說明他的處理意見還是可以的，不然李世民不會基本上都接納的。

再說說忠君方面，雖然太子李建成不是皇帝，魏征犯不著死忠這個“君”，但他畢竟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魏征卻并沒有死忠到底，說明他這個人想得開，只是忠于國家，而非具體個人，所以才投靠了李世民。

綜上來說，魏征是個務實派，所以太子李建成一死，李世民登基，他自然本著務實想法投靠了李世民，來繼續(xù)在政治舞臺上發(fā)揮著自己的抱負。

再反觀方孝孺，則是大為不同了，說通俗點，就是一個典型的書呆子。

靖難之役開始以后，方孝孺曾想用反間計離間燕王世子朱高熾和老二朱高煦兩兄弟，結(jié)果手段太低劣，朱高熾直接詔書都不看，將詔書送到軍前，輕而易舉地將其破解。

雖然對平定叛亂方孝孺沒什么建樹，但其他方面可謂是大放異彩，靖難之役開始以后，朝廷討伐，一切詔旨意檄令，都是出自方孝孺之手，雖然沒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卻引得燕王朱棣一方道衍和尚的惺惺相惜之心，所以特意對朱棣說道方孝孺是天下讀書種子，不能殺了，可以說方孝孺的才華還是很高的。

而在靖難之役如火如荼之際，方孝孺竟然還與建文帝經(jīng)常討論是否恢復王莽試驗失敗了的井田制，可以說很不符合當時局勢，太過理想化。

而像方孝孺這種太過理想化，并且很有才華的書呆子，很明顯并非務實派，而是那種死守氣節(jié)之人，所以對明成祖自然是寧死不屈，哪怕不惜為此付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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