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于1941年3月赴敦煌臨摹歷代壁畫，距今已有80年之遙。此行不但使莫高窟再次名揚天下、奠定敦煌研究院成立基礎，所引發(fā)的“損毀壁畫”疑云伏延千里、存留至今，各路議論紛紛擾擾，普羅大眾只能霧里看花、難窺真貌。

翻閱網(wǎng)絡資料，算是有力指控的材料可追溯到兩例（民國甘肅省參議會語焉不詳?shù)恼{(diào)查除外）。首例為屆時文化人士傅斯年、李濟、向達的信函與公開文章中提及：

右任先生院長賜鑒：去年年底，濟（李濟）接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君聯(lián)名一函，謂：衛(wèi)聚賢君（民國考古學家）自敦煌考古歸來，在成都公開講演，有云:敦煌千佛洞現(xiàn)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歷代壁畫，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惟各朝代之壁畫，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內(nèi)，后來之人，于其上層涂施泥土，重新繪畫。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跡，故先繪最上一層，繪后將其剝?nèi)?，然后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冀得各代之畫法。馮、鄭二君認為張先生此舉，對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計及。蓋壁畫剝?nèi)ヒ粚?，即毀壞一層，對于張先生個人在藝術上之進展甚大，而對于整個之文化，則為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制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后，對于馮、鄭二君之意見，深表同情，惟以張先生剝?nèi)ケ诋嬛e，馮、鄭兩君未嘗親見，僅憑衛(wèi)君口說，或有失實，深恐有傷賢者，故未敢率爾上塵清聽。以后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陳。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團組成，延聘西南聯(lián)大教授向達先生參加，向君為史學界之權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績，又早為中外人士所共曉。九月間，由渝飛蘭，西至敦煌，頃接其來函，謂在千佛洞視察一過，并與張大千先生相識。張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學生之助，終日在石室內(nèi)臨摹壁畫。壁畫有單層者，有數(shù)層者;數(shù)層者，由歷代加繪積累而成。其記錄曾云：‘辛巳八月發(fā)現(xiàn)此復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nèi)ネ鈱?，頗還舊觀，歡喜贊嘆，因題于上。蜀都張髯大千。’又，臨摹之時，于原畫任意鉤勒，梯桌畫架即擱壁上，如何損及畫面，毫不顧惜。向君認為此種舉動，如尚任其繼續(xù)，再過二、三年，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寄來此間?！薄?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濟致時任國民政府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信函①

“臨畫本是佳事，無可非議，而此輩對于壁畫，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畫架，即擱壁上，是否損及畫面，毫不憐惜。并即以洞窟作為家人臥室，鎮(zhèn)日上鎖，觀者裹足。而最令人憤恨者，為任意剝離壁畫一舉。千佛洞各窟，往往有為北魏隋唐原開、經(jīng)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畫面偶爾剝落破損，原來面目，暴露一二。張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闊斧，將上層砍去，而后人重修時，十九將原畫劃破，以使灰泥易于粘著。故上層砍去后，所得者仍不過殘山剩水，有時并此殘山剩水而亦無之者。如張氏所編三0二號窟（現(xiàn)159窟），窟外經(jīng)宋人重修，張氏將宋畫剝?nèi)?，現(xiàn)唐人所畫二天王像，遂續(xù)將此窟門洞宋人所畫一層毀去，下乃一無所有，而宋人畫已破碎支離，不可收拾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為中國藝術上之瑰寶，是國家所有，非地方個人所得而私。張氏何人，彼有何權，竟視千佛洞若私產(chǎn)，任意破壞，至于此極？此而可忍孰不可忍！——1942年11月5日向達致曾昭燏信函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開，而經(jīng)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層畫面偶爾剝落，便可看出下面還有一層或者兩層的痕跡。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藝術家，便大發(fā)其歷史癖，大刀闊斧的把上層砍去，露出底下一層來供他們欣賞。但是在重修壁畫的時候，往往還把下面一層劃破鑿爛，后來的泥灰才能粘上，剝離之后，所得者不過是一些殘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層未被剝壞，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過久，一經(jīng)剝離，下層畫面的色彩以及墨跡，也往往連帶的粘去了。所以剝離壁畫，在技術上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在技術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以前，個人的意見，以為還是不要輕易去動手剝離的好。隨便剝離，往往得不償失，后悔無窮。至于描畫時之不可任意將原畫加以勾勒，不可將桌梯之類靠在壁畫上，以免損壞畫面，那是學畫的人頂起碼的戒條和道德，用不著一一細說。但是很不幸的，這種剝離壁畫和描畫的工作還在進行著，沒有人能勸止，也沒有人來勸止，眼見得千佛洞壁畫，再過二三年，便要毀壞殆盡了，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向達化名方回著《論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連載于《大公報》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刊

上述史料可知，對張大千的直接指控主要來源于衛(wèi)聚賢、向達、“教育部派員”（大概率為王子云所率考察團）等外部視察學者，當年便呈三人成虎、眾口鑠金之勢，指控點主要為以下兩方面：

1、（使用油泡紙/玻璃紙并以釘子固定）任意鉤勒原畫，梯桌畫架擱置壁面，甚至還在壁畫上題跋，對于臨摹后壁畫損毀毫不顧惜；

2、其偏好隋唐而非宋元畫風，故自作主張剝?nèi)ケ韺颖诋?、臨摹內(nèi)層壁畫，因剝離技術粗劣與歷史因素造成新舊壁畫皆損的雙輸局面。

目前來看第一點基本確鑿無誤，隨行敦煌的其子張心智承認、《張大千年譜》②中也有記載，張大千的臨摹方法是直接用紙張/玻璃紙貼在壁畫臨摹，此法顯著損害古跡原畫故被敦煌研究院頭兩任院長常書鴻、段文杰先生嚴令禁止。至于題記、題跋一說，雖據(jù)學者考證、張大千離開敦煌時毀掉其大部分刻字⒀，但至今仍可見于莫高窟第8、17、161、203窟等多處，且大部分內(nèi)容均屬于到此一游性質(zhì)，毫無存在必要。

至于第二點指控要比第一點更為嚴厲，直指張大千因一己之私大肆破壞文物古跡，發(fā)軔至今爭議頗多，在此不急于結論。

上述事件爆發(fā)后歷經(jīng)多年，隨著敦煌研究院建立、國內(nèi)局勢日趨穩(wěn)定，輿論風向逐漸轉(zhuǎn)為“張大千并未（明顯）損毀敦煌壁畫”。直至2000年8月22日上?！缎旅裢韴蟆钒l(fā)表了署名楊展業(yè)文章：《張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問號———揭開敦煌寶庫一歷史謎團》，再次引發(fā)軒然大波。

此文主要內(nèi)容與40年代學術界對張大千抨擊大致相似，另有兩處細節(jié)值得注意：

1. 指名道姓采訪對象為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執(zhí)行館長羅華慶，據(jù)百度百科詞條、其現(xiàn)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③；

2. 明確指出張大千剝損的壁畫“總共約有30余處”，包括最出名的130窟以及108窟、454窟等，是繼向達指控張大千剝損159窟壁畫后、又一具體指控。

   
   

為反駁此報道，事件親歷者張心智于2000年11月22日出版的《中國文物報》上發(fā)表文章《張大千不曾破壞過敦煌壁畫》⑦，并拉來《文物界中的一樁大冤案———記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案的來龍去脈》作者李永翹背書，主旨為“張大千完全清白、留駐莫高窟期間僅有130窟壁畫剝損、也乃他人所為”。針對以上觀點，接下來我們逐一引用分析。

建國后為張大千翻案的材料最早應見于成都雜志《旅游天府》1981年第2期上刊登的《張大千并未破壞敦煌壁畫》石湍（真名劉忠貴）署名文章，同年親歷者暨張大千好友謝稚柳于香港講學時也公開為其辯護，引發(fā)輿論風向一邊倒。在此之中最為重磅、試圖蓋棺定論的文章，乃四川學者李永翹④號稱“歷經(jīng)數(shù)年、行程萬里”寫成的《文物界中的一樁大冤案———記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案的來龍去脈》，發(fā)表于《中國文物報》1988年1月8日刊⑤。

上述調(diào)查報告洋洋灑灑1萬余字，主要觀點如下：

1、引用1941年于右任視察莫高窟時、陪同竇景椿回憶，主張張大千留駐莫高窟期間僅有130窟壁畫被第三人剝損；

2、正是機緣巧合打掉敗壁，才能發(fā)現(xiàn)《晉昌郡太守供養(yǎng)圖》與《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養(yǎng)圖》兩幅盛唐丹青，為敦煌考古做出了巨大貢獻；

3、1944年民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后,也同樣在220窟等處打掉敗壁、剝出唐代壁畫；

4、小人作祟、暗箭紛紛，導致張大千中止臨摹工作離開敦煌，其后還被民國甘肅省參議會公開控告“剝奪損壞、大量竊取、公開買賣贈送”敦煌壁畫，后因查無實據(jù)下達結論“張大千在千佛洞無毀壁畫事”后不了了之；

5、引用與敦煌研究院資深學者段文杰、史葦湘、著名畫家王子云等談話記錄證明張大千清白，但其中有據(jù)可考的僅有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長常書鴻證詞⑥。

此文一出引發(fā)多方轉(zhuǎn)載，張心智于2000年11月22日出版的《中國文物報》上反駁新民晚報楊展業(yè)時，基本全套照搬李永翹觀點及資料，將壁畫損毀責任歸咎于戰(zhàn)亂、環(huán)境以及過路人、廟會香火等因素⑦。至于李永翹觀點是否準確，可以引用敦煌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賀世哲先生文章對比論證。

楊展業(yè)、張心智論戰(zhàn)后不久，賀世哲先生于敦煌研究院官方期刊《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發(fā)表文章《對張大千 “ 不曾破壞敦煌壁畫” 之質(zhì)疑》，多方考證還原歷史真相，細讀之后收益良多。

1. 以130窟壁畫剝損為例，多年來張大千及他人解釋眾多、說法不一、呈互相矛盾之態(tài)

上述兩種說法加上竇景椿回憶，皆指壁畫剝損乃張大千外他人“以石擊落”、“徒手拉脫”導致。但根據(jù)賀世哲先生于莫高窟多年考古經(jīng)驗，單面尺寸高達10平米的巖壁如此輕易被剝落、從技術層面而言絕無可能，上述說法難以令人信服。除此之外，張大千于《漠高窟記》的自述、向達致傅李信函的引文、謝稚柳香港答記者問等材料，均可作為此事旁證：

此窟為唐晉昌郡太守樂庭壤所建功德窟，至宋時重修，故今壁畫俱為宋人手筆……莫高窟重遭兵火，甬道兩壁畫，幾不可辨,偶于殘破處，隱約見內(nèi)層朱色粲然，頗以為異，因破敗壁，遂復舊觀。畫雖于人重修時已殘毀，而傅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赌呖哂洝稰44-45⑨

辛巳八月發(fā)現(xiàn)此復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nèi)ネ鈱?，頗還舊觀，歡喜贊嘆，因題于上。蜀都張髯大千。

我到敦煌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jīng)給張大千打掉了⑩，所以我并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jīng)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nèi)里還有壁畫，為什么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fā)內(nèi)里的菁華呢？⑾——謝稚柳1981年香港答記者問

上述文字描述清晰、邏輯自洽，一是完全沒有提及士兵、隨從等天生神力者，二是“破三日之功”描述完全符合賀世哲先生經(jīng)驗，三是親歷者謝稚柳言論與他人完全相反，直指表層壁畫為張大千打掉、僅以表層已破敗不堪無甚價值為其開脫而已。

?

若實地探訪130窟，還能發(fā)現(xiàn)更多具體證據(jù)。根據(jù)網(wǎng)絡資料顯示⑿，因張大千被剝出的兩幅供養(yǎng)人畫像分居甬道南北兩壁，尺寸約為3.4×3m左右（百度百科誤記為34×315cm，與實物圖片完全不符）。那么問題來了，如此大面積的壁畫、就算不具備賀世哲先生的專業(yè)知識，按常理來說也不可能一揭即掉、一擊即落，更不要說兩幅壁畫相距甚遠，就算不小心剝落一幅、又是何居心剝落第二幅呢？加之于右任視察莫高窟參與者眾多并有詩詞留下，簡單考證即可得知時間為1941年中秋節(jié)（10月5日）前后，竇景椿卻記為夏間，可見此人回憶不可足信。

至于李永翹文中主張“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后、也用同樣方法在220窟等處打掉敗壁”，賀世哲先生恰好也有考證：

羅寄梅為當時系統(tǒng)內(nèi)著名攝影家，按照常書鴻回憶其本應牽頭制作全套壁畫照片資料、配合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但天不遂人愿半張膠卷也未能留下。這又是一段歷史公案、此處不做展開，至少可以確認“剝離表面壁畫考察內(nèi)部”這口黑鍋是無人肯接的。綜上所述，張大千敦煌之行“毀畫”罪狀算是考證完畢。

2、風傳第二條罪狀為“盜寶”，根據(jù)李永翹文章當年情況如下：

因此到翌年4月,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特在蘭州打電報給敦煌縣縣長陳儒學,電文曰:“張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頗有煩言。敕轉(zhuǎn)告張君大千:對于壁畫,勿稍污損,免滋誤會?！贝穗娨粊?明擺著是逼張走路。張氏無奈,盡管按原計劃工作還未全部完成,現(xiàn)在也只好馬上收兵,忍痛啟程。⒂也正由于酒泉曹專員等人的誣告,當1943年6月張大千從敦煌經(jīng)安西返回蘭州時,突然在蘭州汽車站受到軍統(tǒng)檢查站的嚴格搜查,盡管張大千持有當時軍政部長何應欽開出的免驗放行的命令,但該檢查站仍照查不誤。他們檢查得非常仔細,所有行李、木箱等都得開霜檢查,臨摹的敦煌壁畫也全部被打開受檢。檢查時間長達7個小時。臨摹的壁畫在地上拖來拖去受損不少,但結果證明張先生毫無夾帶⒃。

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張大千留駐敦煌期間非議不少，幾年后甘肅省參議會還公開控告其““大量竊取”珍貴壁畫，所以才會有谷正倫逐客之電報，這也解釋了其離開前為何要鏟除題字題跋。在此情況下，張大千要是還敢夾帶私貨、純屬腦子進水。不過針對壁畫失蹤問題，賀世哲先生文章論述如下：

剝畫種種我們不再贅述，但題記遺失仍撲朔迷離。按當年狼狽離隴情況，張基本不可能將題記成功夾帶。但若真是交給敦煌藝術研究所又下落不明，常書鴻先生即有自攬黑鍋之疑。個人推測、在當時混亂的歷史條件下，被某個權勢者強行據(jù)為己有可能性最大。

風傳第三條罪狀為“摸金”，李文翹引竇景椿1948年于南京報界刊登文章如下：

甘肅省參議員提出的這件議案,實在是對張大千的一件冤枉事。張先生對于千佛洞的管理,也有功勞。他在沙堆里發(fā)現(xiàn)了最寶貴的唐朝張將軍的左手,這只手是唐時一位張君義將軍征西時,以有功而受罰,這位將軍氣憤不過,便親手在一幅白絹上寫出他的事跡,再把他的左手割下,包在絹中,埋在地下。象這樣寶貴的東西,張大千都送給敦煌藝術研究所保存,并且他還把許多碎經(jīng)殘頁都一點一點地貼在精裝的冊子上,統(tǒng)統(tǒng)送給研究所保存?！?948年8月30日，出處不明

而賀世哲先生引敦煌文獻研究學者施萍婷調(diào)查情況如下：

據(jù)此賀世哲先生作出了被廣泛引用的結論：張大千只是把張君義手交給前敦煌藝術研究所，其余文物都帶走了，（除告身外的文物）后來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 。網(wǎng)上隨便一搜都能找到相應證據(jù)：

除了帶題字的殘經(jīng)碎卷，還有一個人可以證明施萍婷所言不虛。近代著名漫畫家葉淺予曾在50年代與徐悲鴻聯(lián)名致信張大千勸其回國，他在回憶中提到：

50年代初，張大千決定遷居南美洲的阿根廷，為置辦一筆搬家費，他忍痛從行篋中取出三件蓋有“別時容易見時難”、“大風堂珍玩”、“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收藏章的名跡：一件是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一件是五代董源的《瀟湘圖》；還有一件是宋人冊頁。他將這三件名跡交給香港的一名叫徐伯郊的經(jīng)紀人，并告訴徐伯郊說，優(yōu)先讓給大陸。消息傳到當時的文物局局長鄭振鐸耳中，鄭振鐸當即拍板，派人去香港接洽，以四萬人民幣的價格使三件從故宮散出的珍品又回到了故宮博物院。此事使鄭振鐸很受感動，有一次他見到葉淺予悄悄地說：“張大千不錯嘛，他還是愛國的！”接著就把這件事告訴了葉淺予⒅。

按照上述作風，張在1962年搞不好也只是大手大腳慣了導致囊中羞澀、找個由頭賺零花錢而已，跟“愛國”、“獻寶”都沒有太大關系。

至此，這段歷史公案算是剖析完畢，其中是非曲直、相信觀者心中自有答案。若非要強鉆牛角尖，非得海峽兩岸文物界攜手合作、集齊摹本日記等一手材料、證人證詞、官方記錄等與莫高窟現(xiàn)狀逐一比對并輔以技術手段，甚至找到散佚多年的向達教授所編《敦煌千佛洞各窟剝離剜損略表》⒁，方或有明確答案。

歷史悲劇的形成，既因為局勢動蕩、國家羸弱的大環(huán)境，更因為個人探險與藝術追求不能凌駕于學術研究與國家利益。如果非要從此事中吸取教訓，以下賀世哲先生原話，可代表個人心聲：

?研究歷史人物，無論他是古代的，?還是當代的，都應該力求實事求是，客觀公正，既不無端地給他們臉上抹黑，也不隨意給他們臉上貼金， 他們是什么樣，就寫成什么樣 。?

注釋及參考資料：

①該函原件現(xiàn)藏臺灣中研院；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對張大千的控告函寫于1941年12月20日，原件亦藏于臺灣中研院

②李永翹著《張大千年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7年出版

③https://baike.baidu.com/item/羅華慶/1228944

④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美術評論家，號稱“張大千研究首席專家”

⑤http://www.wenbozaixian.com/digit_pager/paper/publishdate/1988-01-08

⑥見1948年9月9日《西北日報》

⑦http://www.wenbozaixian.com/digit_pager/paper/publishdate/2000-11-22

⑨張大千1944年5月于成都出版的《臨撫敦煌壁畫展覽目次》中提法是“見內(nèi)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復舊觀”

⑩謝稚柳于1942年秋應張大千邀請前往敦煌協(xié)助其工作

⑾謝家孝著《張大千的世界》第305頁,臺灣時報公司1983年出版

⑿講解莫高窟 | 第130窟?https://zhuanlan.zhihu.com/p/92539594

⒀丁淑君著《敦煌石窟張大千題記調(diào)查》，刊于《敦煌研究》2019年05期

⒁1943年1月22日向達致曾昭燏信函之附件

⒂來自李永翹與肖建初談話記錄，肖為張大千女婿兼弟子并參加敦煌之行

⒃張心智著《張大千敦煌行》(五),載《寧夏藝術》1986年第3期

⒄https://www.sohu.com/a/479709133_562249

⒅http://collection.sina.com.cn/cqyw/20120331/13466222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