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提示一下，你們要是真有本事就一條一條引經(jīng)據(jù)典地反駁我，別什么一口一個“通篇一派胡言”又指不出哪里錯誤，還有，某些人是離了“50w”、“收了錢”之類的詞就不會講話了是嗎？

先放上原視頻吧，BV1dP4y1c7QE

給我的感覺是營銷號+互聯(lián)網(wǎng)史學家閑聊胡扯的結(jié)合

時間緊槽點多加上我懶，今天就只講上半部分的三個問題

那么來看第一個問題

首先需要明白的一點，奴隸制是一個經(jīng)濟范疇的東西，之前我在CV11130698這篇專欄里提到過奴隸制產(chǎn)生的原因，用的是H.J.Nieboer的觀點，因為他的觀點是最合理的。

那么在這里我再復述一下，H.J.Nieboer認為奴隸制經(jīng)濟首先需要的條件是勞動力相較于資源豐富，在這種情況下采用給自由人支付工資的手段代價太高昂了，所以就采用了奴隸制的強制手段，這是較為核心的一點，同時也要考慮到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經(jīng)濟或者軍事的迅速擴張使得更好地接觸外界。如果仔細分的話，可以分成多個先決條件。主要變量：勞動力相對資源的短缺和有獲得奴隸的渠道；次要變量：對奴隸生產(chǎn)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自由勞動力的高實際工資、資本的積累，也就是經(jīng)濟上允許獲得奴隸、從物質(zhì)條件上存在可奴役的人。同時也有兩個學者補充了一下Nieboer的觀點，F(xiàn)enoaltea和Hanes，具體內(nèi)容看我之前的文章。

至于中世紀的奴隸制是一個更加復雜的問題，一個比較適合對這方面沒有太多了解的人可以讀Christopher Paolella的Human Trafficking in Medieval Europe: Slavery,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Prostitution這本書，但是基本上總得來說中世紀的奴隸應用很少，即便是在早中世紀的時候，主要消費奴隸的地方也是拜占庭、穆斯林所統(tǒng)治的伊比利亞與東邊的阿拔斯王朝，以及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12世紀由于蓬勃的海上貿(mào)易又刺激了地中海的奴隸貿(mào)易，但是與整體的天主教世界的關(guān)系不大，即便是作為一種人身依附關(guān)系的奴隸制，在天主教世界的比重也遠不如穆斯林世界，甚至是拜占庭帝國。

在中世紀前期，所謂的“西歐”（UP：因為在中世紀前期，“西歐”這個詞并不是一個合適的名詞，更合理的區(qū)分方式是老歐洲和新歐洲，老歐洲大體而言基本就是羅馬帝國的土地[不列顛、巴伐利亞和萊茵蘭等地因為某些原因，被蠻族替代得比較徹底]，而老歐洲基本都繼承了原來的羅馬人口和意識形態(tài)[這點不需要有爭議，伊比利亞、法國和意大利之類的地方現(xiàn)在說的語言還是羅曼語族的]，而新歐洲則是指非原先羅馬的土地，例如德意志地區(qū)，斯堪的納維亞和東歐，他們一點一點被老歐洲所輻射）奴隸交易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但是這主要也是伊斯蘭世界與拜占庭有關(guān)的。但是話說回來，有奴隸買賣也并不能說明奴隸制存在于當時的物質(zhì)生產(chǎn)當中，拜占庭帝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或者說中國，買賣的奴隸里女性是最多的。反之，我們可以看到的是，11世紀一些從斯拉夫地區(qū)賣出去奴隸，如果（up注：主要是賣到拜占庭和伊斯蘭世界）賣到西邊，會把奴隸變成開墾荒地的佃農(nóng)。

至于“封建制”這個我實在是不想吐槽，“封建制”這個概念到今天本身就應該是重新審視的，因為他已經(jīng)成為一個大籮筐了。但如果按照他的理論，我也可以聲稱唐朝是一個“封建制（按照教科書的說法，秦以后就是封建制）夾雜著分封制（唐朝也有封王，而且這些封王也有自己的封地和邑戶）夾雜著奴隸制（人口買賣這個事不難想象，奴婢賤人，律比畜產(chǎn)。）”

再看第二個問題，平民是否需要向一個主人效忠。

談到這個東西的時候不知道他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在中世紀后期——尤其是神圣羅馬帝國，有很多的自由城市，這些市民組成市議會來自行決定城市的各種事情應該怎么辦，如果說有一個人是這些城市的效忠對象，那么頂多就是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但是，你能想象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能把自由城市的市民給隨意買賣嗎？

但話又說回來，東樓小官人可以說一點基本的歷史學科的素養(yǎng)都沒有，首先要明白，附庸的臣服總得來說表現(xiàn)為一種契約關(guān)系，而且是雙向契約。而且他也完全搞不清楚，農(nóng)奴制是一種怎樣的契約關(guān)系，事實上，中世紀的封建主也無權(quán)買賣農(nóng)奴本身，無論任何時期都是這樣，因為農(nóng)奴的本質(zhì)是glebae abscriptae，一方面講，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但從另外一方面講，他們與土地綁定，領主不能把農(nóng)奴單獨從土地里拎出來賣出去，同時甚至不能毫無理由地沒收農(nóng)奴的土地，以英格蘭為例，1187~1189年的Glanvill就指出如果佃農(nóng)對領主不忠誠，比如拒絕服勞役，領主就可以審判他并且扣押他的土地，但是要經(jīng)過法律與法庭判決。事實上從大量的中世紀中期后期遺存的法案卷宗來看，都能經(jīng)常能看到領主會陷入與農(nóng)民進行的司法博弈，盡管個體農(nóng)民在領主面前是相當薄弱的，但領主所對抗的也不是個體的農(nóng)民，而是一個緊密的鄉(xiāng)村共同體，而就證據(jù)而言，也很少有佃農(nóng)被領主無故剝奪土地的證據(jù)，而且大部分的農(nóng)奴即便在13世紀也能很大程度上地享有土地的安全，除了莊園法庭以外，還可以向王室法庭求助。

然后是第三個問題，教權(quán)

如果教會不控制文化教育，那么誰來控制文化教育？大學嗎？但是大學在中世紀中期才出現(xiàn)，而且教育和教會聯(lián)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種傳統(tǒng)的、希臘式的聯(lián)系，在希臘或者希臘化哲學的很多一神論思想里都會認為神是抽象的非人格神，比如柏拉圖認為神是善的理念，亞里士多德認為神是形式的形式，大學與宗教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并不像東樓小官人說得這么突兀，人們也不會覺得教會參與到大學中來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至于中世紀大學的問題可以讀《歐洲中世紀大學：歷史描述與分析》，國內(nèi)的博士論文，不想在這方面多浪費口舌了。

至于王權(quán)問題更是無力吐槽，首先東樓小官人是否想過一個問題，中世紀是否所有時期、所有時間是教權(quán)壓倒王權(quán)？那么為什么11世紀的尼古拉二世要防止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對教皇選舉的影響，而為什么神圣羅馬帝國的很多主教們又反對他的做法？而且這只是神圣羅馬帝國的例子，因為神圣羅馬帝國的形制和英格蘭或者法蘭西都不同，這一點其實可讀Peter H. Wilson的Heart of Europe: A History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但在這里我只是簡單的說一下。

盡管“神圣”、“羅馬”、“帝國”這三個字加在一塊是12世紀才有的事，但是神圣羅馬帝國從建立之初，它的理念本身就含有一種普世的基督教帝國的預期，“神圣”二字旨在為基督徒提供一個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UP注：如果我們用古希臘人的說法，我們可以稱之為hieros，一個受到庇護的神圣空間），皇帝被視為教皇最首要的守護者?！傲_馬”則有著類似的來源，這個“羅馬”的宣稱來自于古典末期，羅馬人的身份與基督徒綁定起來，同時“羅馬”兩個字在基督教語境里也耐人尋味，因為在基督教這里，羅馬帝國是四大帝國中最后一個，在這種背景下，羅馬自然成為了一種永恒的普世帝國；而帝國則旨在提供一個更大的框架，對于世俗政權(quán)而言是這樣的，而對于基督教的語境下而言，“帝國”也是有著不一樣的意義的，同樣能夠衍生出一種永恒的概念。

而在西羅馬崩潰以后的西方教會與東方拜占庭教會有很大的不同，拜占庭保留了原先的帝國結(jié)構(gòu)，書面行政、等級制度與文化等等都直接來自古典時代的羅馬帝國，所以這事他們不同于早期西方教會的特點，主教直接服從于皇帝，并且他們組織理論的形式也使得他們與西方教會產(chǎn)生不同。西方的教會更加分散，而且書面交流更少。此時，西方缺乏一個穩(wěn)定持久的帝國結(jié)構(gòu)，而里面教會沒有東方拜占庭主教們所擁有的的強大政治支持，教會也松松垮垮，同時自五世紀以來西方的教會也采用的是使徒繼承的論點，主張對教義發(fā)表意見的同時沒有任何涉政的成分，所以中世紀早期的教皇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皇帝來保護他們，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要繼續(xù)完成一些宗教使命的追求。出身于原先羅馬元老家族教皇的格里高利一世是中世紀早期教皇中最重要的一位，他一邊減弱拜占庭的影響，另一邊，他的繼任者們又開始接管羅馬一塊的權(quán)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塊土地就成為了教皇宣稱凌駕于西方教會基礎之上的物質(zhì)基礎，教會一邊挪用拜占庭皇帝的象征與政治主張（UP注：所謂帝國轉(zhuǎn)移，先轉(zhuǎn)移到東邊的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皇帝，然后轉(zhuǎn)移給查理曼，最后轉(zhuǎn)移給奧托大帝），一方面又刻意地模糊或減少他們與君士坦丁堡的持續(xù)聯(lián)系。并且持續(xù)向日耳曼語地區(qū)和不列顛派遣傳教士，不過教皇也并沒有仿照伊斯蘭教那樣建立一個教權(quán)的哈里發(fā)國。因為他們的力量遠遠不足以整合西部，仍然需要一個保護人。

可以說神圣羅馬帝國的建立之初就是有某種普世的基督教預期的，這也決定了他們不得不與教會進行緊密的合作，但從西方的教會也不得不尋求這樣的一個皇帝來與他們進行緊密的合作，總結(jié)就是，誰也不欠誰的，誰也不賴著誰。

法蘭西或者是英格蘭情況與神圣羅馬帝國的情況還不一樣，法蘭西這邊發(fā)生過許多典中典的事不再多談，就英格蘭這邊，13世紀的時候教皇和英王就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選上還產(chǎn)生過沖突，究其原因是因為教權(quán)不能忍受王權(quán)對教會事務的侵奪了，英王約翰把支持教皇的坎特伯雷主教座堂修士團驅(qū)逐出境，而教皇英諾森三世在禁止英格蘭的一切宗教活動，這場活動最后甚至愈演愈烈，英王約翰對執(zhí)行教皇禁令的教士們沒收財產(chǎn)，教皇不僅開除了約翰的教籍，然后反手把約翰的王位授權(quán)給給隔壁法蘭西國王菲利普，菲利普得知之后興致勃勃地率領著軍隊打算奪了約翰的王位，而好巧不巧的是這時候英格蘭又爆發(fā)了貴族叛亂，搞得最后約翰三世不得不給教皇讓步。這事到最后也沒完，由于不得不順從教皇旨意，搞得英格蘭很多的圣職都被外國人拿了，這些人又總是掛名圣職，自己身在海外卻領著英格蘭的圣俸，完全不干活，搞得英格蘭人的反教皇情緒仍然是相當強烈，1309年英格蘭貴族還聯(lián)名向教皇提交抗議書，在之后又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文書來反對教皇，但這些法令的實施力度實際上也往往取決于英王和教皇的親疏。

基本上也可以看出來教皇想要擴張自己的權(quán)力也是非常艱難的，無論是逼英王約翰就范，還是讓亨利四世打下雪天求情，他們的背后都需要依靠著世俗力量——無論是法蘭西國王菲利普還是神圣羅馬帝國那些反對皇帝的貴族作為根基，而且中世紀的王權(quán)與教權(quán)處于一種合作與對抗的矛盾關(guān)系當中，教皇既能挾法蘭西以令英格蘭，也能讓亨利四世下雪天去懇求饒恕，同時也能成為阿維尼翁之囚，當然，教會和世俗權(quán)力的合作關(guān)系就更是一個需要細說的東西了，這個還是以后單獨寫科普文的時候再來聊吧。

但話說回來，東樓小官人這種明明肚子里沒墨水，還拿把扇子硬裝文化人硬恰歷史飯的人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