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傳記之骨

我細心閱讀過葉永烈的《江青傳》和師東兵的《秦城冷月》，同是寫江青，但我在兩部書中讀出了兩位面孔不同的江青；在美國特里爾的《毛澤東傳》與辛子陵的《毛澤東全傳》里，我也曾同樣讀出了兩位性格迥異的毛澤東。這是為什么？難道生活中的這一對夫婦，真的存在兩副面孔、兩種性格？反復的玩味，發(fā)覺原來是傳記作者們搜集掌握到手的傳主 “史料”或“史實” 不同，是他們對所占有的“史料”、“史實”的理解、剖析和運用不同，也就是他們所獲得“史識”的不同：傳記作者占有什么樣的“史料”、“史實”，具備什么樣的“史識”，也就必然會寫出什么樣的傳記，樹立什么樣的傳主形象。

在這里，“史料”、“史實”是構成傳記的一塊塊骨頭，“史識”是將一塊塊骨頭構成骨架的“思路”和“藍圖”。傳記作者首先必須掌握傳主身上的每一塊大大小小的骨頭，然后按著“骨架”挑選出一切有用各具功能的骨頭，然后照著“思路”或者“藍圖”才能將一塊塊骨頭搭成一具立體的完整的骨架，傳記才“立”得起來，最后加上皮肉。

在這里，骨頭必須是大量的、完整的，也就是說搜集的史料、史實應該是全面的，原汁原味的；最后加上去的皮肉，就是所謂“合情合理的推理和想像”，就是所謂“虛構”和“文采”。

在這里，“史識”是決定一切的，“史識”是一切傳記作者的首要素質(zhì)——有什么樣的“思路”就搭成什么樣的“骨架”，具有什么樣的“史識”就寫出什么樣的人物；一個人就有一副骨架，長骨、短骨、扁骨……骨頭的塊數(shù)相同，但骨架的高矮大小不一。

2000年11月，劉海粟惟一的研究生簡繁創(chuàng)作的傳記《滄?！啡壳ā侗撑选贰侗税丁贰兑娮C》）問世，以實錄劉海粟、劉夫人夏伊喬及相關當事人言行的寫作方式，將劉海粟隱私作全盤曝光。(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簡繁在自序中寫道：“書中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乃至每一句話都是絕對真實的。”他說，為寫此書，他準備了近二十年，光劉海粟、夏伊喬的談話錄音磁帶，就有近三百盤。在書中，藝術大師劉海粟呈現(xiàn)與人們印象完全不同的形象：一個超級吹牛大王，喜好當眾表演、作品平庸的藝術騙子，一個撈取政治資本以獲得“國寶”地位的投機家，一個私生活糜爛的偽君子。

《滄?！芬鸩煌姆错?。有人贊許這部實錄作品表現(xiàn)出來的勇氣與深刻內(nèi)涵，也有人為劉海粟形象遭到褻瀆而不平。有人承認，《滄海》三部曲以扭曲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某種歷史“真實”，這樣大膽肆意的“弒師”，令人震撼。

在《滄?！啡壳?，已有《藝術大師劉海粟》（柯文輝著）《滄海人生——劉海粟傳》（石楠著），兩部傳記里的劉海粟都被塑造得高、大、全、紅、光、亮。他是20世紀中國新文化、新美術的締造者、為藝術而藝術的藝壇圣人、舉世無雙的藝術大師。而到了《滄?！啡壳?，則一下子來了180度大轉(zhuǎn)彎，劉海粟由藝壇圣人變成了江洋大盜。這種由“神”而“魔”的轉(zhuǎn)變，固然是時代急劇變化的結(jié)果，但這兩者內(nèi)在的思路有著驚人的一致：都是走極端。論者指出，無論把劉海粟當“神”或“魔”，這種“暴走”式思維方式已風行百年，反映了時代文化精神的虛脫和理性的匱乏。對《滄海》這類作品，可以以診斷的眼光解讀，將不同文本作“互文”、“對比”解讀，抑或從中能夠“還原”、“拼湊”出一個較為真實的歷史人物……

傳記作者到底應具備什么樣的本領，才能寫出一部“真實可信的傳記”？唐代劉知幾稱：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清代章學誠又增添一個“史德”，合為“四長”。近人梁啟超再將“四長”次序重新排列為：史德、史學、史識、史才。但梁啟超所言“史德”，“莫過于忠實”。而現(xiàn)代傳記文學理論家朱東潤則更是明明白白地強調(diào)“史德”就是以史實為重，按照歷史本來面目反映歷史。朱東潤所說的“史識”，就是要求傳記作者要有敏銳的歷史鑒斷能力，善于辨析原始史料的是非良莠，也就是從一大堆搜集來的骨頭里，能識別和挑選出每一塊真正是屬于傳主自己身上的骨頭的那種能力。缺少“史識”，就不可能有什么高品位的“史德”；沒有“史德”，也就談不上“史識”?！笆返隆?、“史識”，兩者互相包涵，緊密相連。

與眾不同的史識卓見往往產(chǎn)生于艱辛的鑒別過程之中和之后，形成精辟的史識更需要把握好已經(jīng)占有的史料、史實以及對傳主的個人情感、好惡的關系。魯迅譽司馬遷的傳記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歷史、文學兼而有之，并臻極頂。深究其原因，就在于司馬遷掌握材料之多，用心之細，感情之豐盛，文字之相副。司馬遷文章之所以寫得好，就是因為他具有非凡的史識卓見，他寫的是歷史，其歷史真實性強，令人信服，才成了文學作品之“極頂”。作為傳記作者應該象司馬遷那樣“好學、深思、深考”，對史料的取舍應該來自于去偽存真的嚴謹考辨，切忌輕信盲從，人云亦云。如果照抄照搬，陳陳因襲，往往只能拾人牙慧，訛誤相傳，貽害后人。臧否忠奸固然不難，對褒貶互見的爭議人物，見仁見智，應該做到恨不憎惡，愛不溢美，持之公允，力戒偏頗，要努力使自己的作品經(jīng)得起歲月和歷史的檢驗。傳記作者著手創(chuàng)作傳記文學的時候，都要事先認真考慮：我要為誰立傳，這個人物值不值得立傳？所以，寫某一個人的傳記，必須首先研究、熟悉他所處的時代，他個人的經(jīng)歷，他一生的成果，以及這些成果對這一時代的影響和作用。對于自己筆下的人物，不要“仰視”，也不宜“平視”，而必須站在一定的歷史高度作全景式的“鳥瞰”。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我們現(xiàn)在還很難徹底避免“為尊者諱”的做法。但是，當我們一時不允許記敘真實的時候，暫可以避而不談，但絕對不能述偽。著有《傳記通論》的復旦大學教授朱文華說，“對于傳記作者來說，不輕信傳記資料，而應對所有的傳記資料作認真的校訂，乃是保證傳記作品內(nèi)容真實性的第一步。”傳記作者在任何時候都不可忘卻的是“實事求是”，這是為人治史的精髓，也是史識的第一要義。

傳記的魅力，要靠傳主本身事跡的感人、人格魅力的強大；也更要靠傳記作者采訪的深入細密、全面地掌握傳主的生活素材和文獻材料，加上非凡的史識卓見。一部優(yōu)秀的傳記文學，不僅應該寫出人物“做了什么”，還應該寫出他是“怎么做的”，怎樣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在從事富有歷史意義的社會活動，從而揭示出人物行為背后的思想動因和歷史動因，寫出人物豐富的精神世界。這里，當然絕對不能靠編造，也不能靠敘述者親自站出來發(fā)表大段大段的議論，一不小心，傳記文學往往容易寫成對人物經(jīng)歷和事跡的文學性描繪。只有把傳主的全體材料爛熟于心，只有讓傳主的整體形象確立于胸，才談得上匠心獨運，才談得上創(chuàng)造出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

史家撰述，首先需要占有全面豐富的史料、史實，其次是對史料、史實的剖析和運用。傳記文學只能靠史料、靠史實說話。那么，傳記的大量材料（即史料、史實）又從何而來？著名傳記作家宗道一先生認為傳記的材料來自兩個方面：“一靠死材料，也就是各種報刊書籍文字檔案材料，二靠活材料，也就是對當事人深入細致的采訪，乃至實地考察。兩者缺一不可?！眰饔涀骷冶仨氁灾问返姆椒蕚鋵懽鞯馁Y料。宗道一自己就進行了近40年的材料準備工作，作了10年的采訪，才完成了他一系列的外交官傳記的寫作。他采訪了700多位外交家，查閱了從晚清到現(xiàn)在的各種報刊資料回憶錄，其中僅《人民日報》他就讀了7遍。有了材料，又不能輕信，只要有可能，宗道一對他在作品中要寫到的每個地名，他都要實地考察核實。他認為日記書信作為傳記資料也有準確性的問題，傳記作家要考慮到傳主對書信日記的整理和修改，同時注意傳主由于種種原因造成的曲筆、飾偽或自相矛盾之處。

在我所閱讀的大量傳記作品里，不乏“媚俗”、“克隆”、“快餐”、“工具”和“不真實、不可信”之類的病癥。譬如，作者寫誰就會對誰產(chǎn)生感情，老是想把誰寫得非常完美、高大、亮麗，常常出現(xiàn)“為尊者諱”的現(xiàn)象；有些作者受主人公及其家屬的干擾，不敢涉及并寫出傳主的反面，其實，某些反面材料用得好更能襯托出傳主的光輝。傳記文學不是歷史快餐，更不是單純的歷史，它應該源于歷史而高于歷史，它應該從歷史中找出對現(xiàn)在社會有啟發(fā)意義、有影響的人物素質(zhì)進行文學化的挖掘。它表現(xiàn)的是人物對歷史的影響，是人物人性的一面，是人物的人格，它的選擇標準是人物的精神。

寫傳記，首先是存實，然后才是文采。先求歷史家欣賞，后求文藝家欣賞。其方法主要是掌握材料，判斷材料，取舍材料，運用材料。在整理一部豐富多彩的傳記時，為了使某些事件清楚明確，有時不得不把時間上交錯在一起的情節(jié)分開，而把某些只有根據(jù)嚴格的先后程序才能理解的情節(jié)排列在一起，這樣我們就把整個內(nèi)容分成了若干部分，以供研討、回顧和逐漸加以消化。

筆者認為，一位真正的傳記文學家首先應該是歷史學家，其次才是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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