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鵝(threedaughtersofchina)(67)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歸田園居翻譯
22“ 勞動改造思想”----到喜馬拉雅山腳下(1969年1月---6月)
1969年,我父母,我姐姐,我的兄弟金明,還有我,一個一個地都被從成都下放了,我們都被送到了四川的偏遠地區(qū)。幾百萬的城市居民被下放到農(nóng)村,我們就在他們當中。用這種方法,年輕人就不能因為沒事可做而在城市里四處游蕩,僅僅因為煩悶就制造麻煩,像我父母這樣的成年人也有了“前途?!彼麄兪桥f的管理體制的一部分,舊的管理體制已經(jīng)被毛澤東的革命委員會所取代,打發(fā)他們到邊緣的農(nóng)村去干累活,這是一項很容易就可以做出的決定。
按照毛澤東的浮華的說法,我們被送到農(nóng)村,是去“接受改造?!泵珴蓶|提倡,每個人都要“通過勞動進行思想改造,”但是他從來沒有解釋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當然了,也沒有一個人要求澄清。僅僅是思考一下諸如這樣的一個問題也會被認為是背叛。在現(xiàn)實當中,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艱苦勞動,特別是在農(nóng)村的艱苦勞動,總被認為是一種懲罰。顯而易見,毛澤東的心腹,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軍官---還有他們的孩子,----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去干艱苦勞動。(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我們當中第一個被流放的人是我的父親。1969年,新年剛一過完,他就被送到了西昌地區(qū)的米易縣,西昌地區(qū)在喜馬拉雅山脈的東部邊沿上,這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今天,中國的衛(wèi)星發(fā)射基地就設在這里。西昌位于離成都300英里的地方,乘卡車需要四天的行程,因為那里沒有鐵路。在古代的時候,這一地區(qū)是做流放用的,因為,這一地區(qū)的山和水,據(jù)說,彌漫著神秘的“邪氣?!庇媒裉斓男g語來說,“邪氣”就是亞熱帶的病菌。
在那里,一個營地被建立起來,來接納先前的那些省政府官員。在全中國,有幾千個這樣的營地。它們被叫做“干部學校,”但是,除了這個事實---它們不是學校之外,它們也不光只是為官員準備的。作家,學者,科學家,教師,醫(yī)生,演員,這些人在毛澤東的一無所知的新秩序下變得沒有用了,他們也被派到了那里。
在官員當中,不光像我父親這樣的走資派和階級敵人被打發(fā)到營地去,多數(shù)他們的造反派同事也被流放了。因為新的四川革命委員會也不能什么都接納,不能對他們照單全收,因為革命委員會還得吸納其他背景的人,例如工人,學生,和部隊人員,來充實崗位?!皠趧痈脑焖枷搿背闪颂幚砟切┒嘤嗟脑旆磁傻谋憬莘椒āT谖腋赣H的部里,僅有很少一部分人留在了成都。邵夫人成了四川革命委員會公共事務部的副主任。所有的造反派組織現(xiàn)在都被解散了。
“干部學校”不是集中營或者古拉格,但是,它們是孤立的被用做拘留的地方,住在里面的人的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并且他們得在嚴密的監(jiān)視之下干累活。因為,在中國,每一個可耕做的地區(qū),人口居住都非常密集,只有在干旱和多山的地區(qū)才有地方來容留從城市里流放下來的人。住在營地里的人被認為可以自己生產(chǎn)糧食,可以自己養(yǎng)活自己,盡管他們照樣還被發(fā)放工資,但是,那里幾乎沒有什么東西可供他們購買。生活非常艱苦。
為了給他的行程做準備,在他離開的前幾天,我父親被從他在成都的居留地釋放出來。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見我母親。她還被監(jiān)禁著,他想,他可能再也見不到她了。他寫信給革命委員會,信寫得盡可能地直截了當,他要求被允許去看她。他的請求被拒絕了。
監(jiān)禁我母親的那家電影院在那條曾經(jīng)是成都最熱鬧的購物街上。現(xiàn)在,有一半的商店是空的,但是我兄弟金明經(jīng)常光顧的賣半導體零件的黑市就在附近,他有時會看見我母親隨著被拘留的人的隊伍走在大街上,他們手里都拿著一只碗和一雙筷子。電影院里的食堂不是每天都開張,所以,被拘留的人,不時地,得出去買飯。金明的發(fā)現(xiàn)意味著,有的時候,我們等在大街上就可以看見我們的母親。有的時候,她沒有和其他的被拘留者一起出現(xiàn),我們就會很焦慮,很受折磨。我們不知道的是,見不到她的這些時候,就是她的精神病看守懲罰她,不允許她出去吃飯的時候,但是,也許,第二天,我們就能見到她,她在十個,或者十個左右的沉默并且表情僵硬的男人和女人當中,他們都低著頭,都帶著袖標,袖標上有四個邪惡的黑色大字:“牛鬼蛇神?!?/p>
有那么幾天,我?guī)衔腋赣H去那條街上跑步,我們等在那里,從黎明一直等到午飯時間,但是卻沒有見到我母親的影子。我們走過來又走過去,在蓋著霜的步行道上跺腳取暖。一天早晨,我們又一次看著濃霧抬升顯露出那座毫無生氣的水泥建筑,這時,我母親出現(xiàn)了,因為有好多次在這條街上看見她的孩子,她迅速地抬起頭看看這次我們是否在那里。她的眼睛碰到了我父親的眼睛。他們的嘴唇在顫抖,但是,沒有聲音發(fā)出來,他們只是用眼睛鎖定對方的眼睛,直到看守朝我母親喊叫,讓她低下她的頭,在她走過街角好長時間之后,我父親依然站在那里,眼睛愣珂珂地追蹤著她。
幾天之后,我父親走了。盡管他很平靜,很內(nèi)斂,我還是能夠察覺到一些跡象,他的神經(jīng)處在崩潰的邊緣。我非常擔心,他可能會再次神經(jīng)錯亂,特別是現(xiàn)在,沒有家人在身邊,在孤獨之中,忍受身體和精神的折磨。不久,我就決定,起身去他那里,去陪伴他。但是,要找到去米易的車是極端困難的,因為去這么遙遠地方的公共運輸服務已經(jīng)癱瘓。所以,當幾天之后,我被告知,我的學校要被派到一個叫寧南的地方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高興,寧南距離他的營地只有五十英里的路程。
1969年一月,成都的每一所中學都被派到了四川農(nóng)村的某個地方。我們得住在村子里,和農(nóng)民一起生活,得接受他們的“再教育?!贝_切的說,他們能教給我們的東西沒有什么特別的,但是,毛澤東總是堅持,受過一些教育的人要比沒有文化的農(nóng)民低劣,他們需要改造,改造得更像農(nóng)民。他的一個說法是這樣的:“農(nóng)民的手是臟的,腳上有牛屎,但是,他們要比知識分子干凈多了?!?/p>
我的學校和我姐姐的學校里盡是一些走資派的孩子,所以,他們特別被送到一些破地方去。沒有一個革命委員會成員的孩子去這些地方。他們參軍,與去農(nóng)村相比,參軍是唯一的,也是相當愜意的活法。從這時候開始,顯示權利的一個最清晰的標記就是,誰誰的孩子在軍隊里。
總共,在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移動之中,有一千五百萬年輕人被送到了農(nóng)村。在動亂之中,這是一種秩序的證明,行動快捷,組織良好,每個人都被發(fā)給了津貼,以幫助他們買替換的衣服,被子,床單,行李箱,蚊帳,和包裹行李卷的塑料布。工作做到了具體的細節(jié),諸如為我們提供運動鞋,水瓶,和手電筒。這些東西多數(shù)都是為我們特別制造的,因為在嚴重缺貨的商店里,這些東西是買不到的。那些來自貧窮家庭的孩子還可以申請額外的財政幫助。第一年的時候,國家還為我們提供零花錢和伙食定量,伙食定量包括大米,食用油,和肉。這些都是從我們被分配到的村子里征集來的。
從大躍進開始,農(nóng)村已經(jīng)被組織成公社,每個公社都由若干個村子組成,公社可囊括2000到個家庭不等。公社的下面是生產(chǎn)大隊,相應地,生產(chǎn)大隊管理幾個生產(chǎn)小隊。一個生產(chǎn)小隊大體相當于一個村子。生產(chǎn)小隊是農(nóng)村生活的一個基本的單位。在我們學校,每八個學生被分配到一個生產(chǎn)小隊,我們被允許挑選我們想要的同伴結成一組,我挑選了圓圓那個年級的朋友。我姐姐選擇和我在一起,而不是和她的學校在一起:我們被允許選擇和親戚一起去一個地方。我的兄弟金明,盡管和我在一個學校,留在了成都,因為他還不到十六歲,十六歲是年齡界限。圓圓也沒有去,因為她是獨生子女。
我盼著去寧南。我還沒有干艱苦體力勞動的體驗,還幾乎不知道艱苦的體力勞動意味著什么。我在想象著一種田園風光的環(huán)境,那里沒有政治。一個從寧南來的官員來給我們做報告,他向我們描繪了亞熱帶氣候的情形,天很高很藍,大朵的紅色木槿花,腳丫子那么長的香蕉,還有金沙江---長江的上游流段---在明媚的陽光下閃著光亮,河水在輕柔的和風中泛著波浪。
我一直生活在灰色的迷霧和和黑色的墻報標語當中,陽光和熱帶的植物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夢。我一邊聽著官員的報告,一邊在大腦里描繪著一幅圖畫,我置身在一座開滿鮮花的大山里,腳下流淌的是金沙江水。他提到了神秘的“邪氣,”“邪氣”是我在古典文學里曾經(jīng)讀到過的,但是,即使是這個也為這一地區(qū)添加了一抹古代的情調。對我來說,危險僅僅存在于政治運動當中。我還急著要去那里,因為,我想,我會很容易拜訪我父親。但是,我卻沒有注意到,我們中間還隔著不可逾越的英尺的高山。對地圖,我向來都不怎么懂。
1969年一月27號,我的學校出發(fā)去寧南。每個學生被允許帶一個行李箱和一個行李卷。我們被裝進卡車里,我們大約每三十人被裝進一輛車。車里僅有幾個座位;我們大多數(shù)都坐在行李卷上,或者坐在車廂的地板上。一串卡車在鄉(xiāng)村路上顛簸了三天,最終,我們到達了西昌的邊界。我們穿越了成都平原,穿越了喜馬拉雅山東部邊緣的大山。我試圖坐在靠后的地方,這樣我就可以看到從天上飄下的大雪和冰雹把整個宇宙弄成白色,而宇宙似乎又在瞬間晴朗起來,變成綠松石般湛藍的天和令人炫目的陽光。這種瞬間幻變的大美令我無語。在西面遠處升騰著一個差不多2500英尺高的山峰,山峰的那面是一片遠古的荒原,荒原上生長著很多屬于這個世界的植物。當我來到西部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們每天都能見到的杜鵑花,菊花,多數(shù)玫瑰,和很多其他花卉都來自這里。這里還棲息著大熊貓。
第二天,我們進入了一個叫(asbestos)阿斯柏斯托斯縣的地方,這個縣是以它的一個主產(chǎn)品而命名的。在大山里的一個地方,我們的車隊停了下來,這樣,我們就可以上廁所了---兩間土坯房,土坯房里有一些圓的公用的茅坑,坑的表層全是蛆。看見廁所里面令人作嘔,看見廁所外面的人則令人恐怖。那些工人的臉色慘白,是鉛的顏色,沒有一點生氣。因為恐懼,我向一個叫董安的善良的宣傳部長詢問這些僵尸一樣的人是什么人,董安是帶我們到達目的地的人,他回答說,他們是被判刑在勞改營工作的人。因為在阿斯柏斯托斯采礦是高危行業(yè),沒有任何安全和健康措施,所以,主要由勞改犯來干采礦的活。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遇見中國的古拉格。
在第五天的時候,卡車把我們卸在了位于一座山頂上的糧站里。宣傳報道讓我們期待著有一場鑼鼓喧天的歡迎儀式,人們敲著鼓,搖著紅色紙旗歡迎我們的到來,但是,所有發(fā)生的事情只是一名公社官員來到糧站接見我們。他做了一個歡迎講話,講話用的全是報紙上的生硬術語。幾十個農(nóng)民在這里幫助我們搬運鋪蓋卷和行李箱。他們的臉色很空洞,令人難以捉摸,我聽不懂他們講話。
我姐姐,我,和其他兩個女孩,四個男孩走著去我們的新家,我們幾個人組成了我們的小組。四個為我們提行李的農(nóng)民完全默不作聲地跟著我們走著,他們似乎聽不懂我們向他們提出的問題。我們也陷入沉默當中。我們魚貫而行,走了四個小時,越來越深地走進墨綠色的大山的世界,但是,我太疲勞了,沒有注意到大山的壯美。有一次,在我掙扎著將自己靠在一塊巖石上喘上一口氣之后,我環(huán)顧四周,極目遠望,在廣袤無邊的山的世界,我們的小組似乎非常渺小,這里看不到路,看不到房子,看不到其他的人,只有掠過森林的颯颯的風聲,還有暗流逆流而動的聲音。我覺得,我迷失在這個寂靜的,奇妙的荒野之中。
(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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