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旺 2018

在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至少有兩個窮極了的典型，一個是安徽鳳陽縣那個地方。當(dāng)然不一定就是小崗村，反正，不要說是文革期間，就是到了文革結(jié)束后的1979年，一個嚇到基層考察的高級干部看到的情景是：幾個人合穿一條褲子，為了抵御嚴(yán)寒，十來歲的孩子一個個都縮頭縮腦地躲在剛剛燒鍋飯的灶坑里，因為除了那個灶坑，實在找不出第二個暖和的地方。以此類推，可想而知比這更早幾年的文革期間該是如何的尷尬和窘迫啊。第二個就是作家莫言的家鄉(xiāng)————————山東高密東北鄉(xiāng)，甚至整個高密都是十分窮困的。整個可以從莫言許多小說里看得出。所以，莫言一次次地描寫甚至夸大描寫他們家鄉(xiāng)的窮困。所以我相信他家的窮是真實的，至少不是空穴來風(fēng)。 但是，中國之大，何止是這兩個地方，它們實在在中國的版圖上是滄海一粟，它們的窮困能夠證明整個中國的貧窮嗎？那個時候，我們常常說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陷入水深火熱的勞動人民，如果中國真的都像莫言所說的那樣貧窮，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語來的，所以，后來的人千萬不要以訛傳訛，來丑化文革期間的中國。

我突然想起了莫言對于毛主席的詆毀。在莫言的一些散文里，常常流露出對于毛主席的不喜歡甚至厭惡。我后來慢慢地想，莫言早期的作品《紅高粱》當(dāng)然比他后來的作品有意義得多，可是，有意義得多的時候，外國人就是不給他諾貝爾文學(xué)獎，等他后來對于我國的政治越來越描黑的時候，突然給他文學(xué)獎，我們就值得深思。外國人，在我看來，美國人和日本人最惡心，但是，歐洲人就好嘛？也不見得，我覺得他們也許比美國日本人好些，但是，從八國聯(lián)軍來看，從火燒圓明園來看，歐洲人的骨子里對于中國人是不友好的。如果是好，那么多諾貝爾獎為什么就是遲遲不給中國人。魯迅，郭沫諾，沈雁冰，沈從文等等等等，他們哪一個不可以得諾貝熱文學(xué)獎呢?？墒峭鈬司褪遣唤o，讓中國人受氣，而且這一受氣就是多少年。這些國家雖然遠(yuǎn)不如中國那么大，可是螞蟻抱團(tuán)也能夠做出驚人的事情來的?；氐侥缘脑掝}，回到紅高粱，我記得當(dāng)時《紅高粱》有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做“九月九喝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喝了咱的酒啊…………”，二十多年過去了，回頭想想，莫言其實是有詆毀毛主席的意思————————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是逝世在九月九日。當(dāng)然了，后來，改革開放了，很少人往政治上靠，要是文革，有了老舍的例子，有了羅廣斌等作家的例子，有了趙樹理的例子，作家常常是杯弓蛇影，談何映射毛主席。可是，毛主席一死，中國差不多向另一個極端走去。莫言不敢公開謾罵毛主席，于是就通過這首歌曲罵毛主席。是啊，一個人的忌日，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莫言就是再怎么樣也不可能弄的那么巧合，所以，從以前的批斗文人，到文人出氣，特別是畢福劍之流謾罵毛主席，更是開了肆無忌憚的先河。

當(dāng)然，我們不想給莫言太大的額壓力，畢竟他為中國人獲得了一個大獎，但是，這個大獎或者是糖衣炮彈也未可知。正如毛主席所說的糖衣炮彈往往會壞大事。所以，對于莫言，我們應(yīng)該是謹(jǐn)慎第來對待，不鼓勵，不打擊，這樣的作家，說文學(xué)大于政治的作家，野心還是有一些的。中國人，可千萬不要走極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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