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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回轉(zhuǎn)企鵝罐》的解剖,及我們?nèi)绾我皇聼o成

2019-03-01 13:40 作者:屋頂現(xiàn)視研  | 我要投稿


作者↑


《回轉(zhuǎn)企鵝罐》的一種解剖,及我們?nèi)绾我皇聼o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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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著,飛著,春,夏,秋,冬,

晝,夜,沒有休止,

華羽的樂園鳥,

這是幸福的云游呢,

還是永恒的苦役?

——戴望舒《樂園鳥》

【序 當末日成為二十日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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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妨以村上春樹作為本文的開端:在1985年的小說《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日后將要在動畫作品(例如,《少女終末旅行》)中大行其道的「后末日日常系」的末日想象便已成熟——同樣的,將要籠罩在《回轉(zhuǎn)企鵝罐》之上的「東京地鐵事件」的影響也很早便在村上的作品中占據(jù)了不祥的一席之地。作為對九五年這場災(zāi)難的直接回應(yīng),《地下》和《1Q84》都顯露出一種日本世紀末獨有的陰郁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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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的寫作風格以這場災(zāi)難為轉(zhuǎn)折點,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變化,而他本人更是認為九五年的兩場[1]災(zāi)難是「說“日本人的意識形態(tài)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為過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為一對災(zāi)難(catastrophe),作為在講述我們的精神史方面無可忽視的大型里程碑存續(xù)下去」[2]。作為對這句話的一種回應(yīng),即使是風格頗具「后現(xiàn)代」意味的幾原邦彥(當然,僅僅將幾原的作品當成是后現(xiàn)代的符號堆砌無疑是全然錯誤的),也沒有脫離這場「現(xiàn)代性」的災(zāi)難——《回轉(zhuǎn)企鵝罐》無疑是幾原的反思產(chǎn)物。

所以,回顧「東京地鐵事件」和其對日本社會的影響,無外乎兩點:①“世界末日不可能”這一思潮的延續(xù),進而帶來的②日常生活之脆弱被暴露。對①,在宇野常寬的論述中,我們已經(jīng)看到自七十年代以來對「世界末日」的悲觀態(tài)度——而當終于有如此毀滅性的事件發(fā)生了,第二天的太陽卻照常升起——世界末日還是沒有因東京地鐵事件和組織者而到來;但同時,無數(shù)人的按部就班的生活又就此幻滅,于是日常生活的那個極其脆弱的維度就此被暴露在所有人面前:生活隨時可能崩潰,可世界和你卻依然存在。于是對日本社會,「東京地鐵事件」構(gòu)成了兩場危機:一場生命危機和一場「存在主義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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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厭其煩地講述這場災(zāi)難,是為了讓讀者看到「東京地鐵事件」無疑是日本現(xiàn)代社會的一個巨大的傷口(也就是「創(chuàng)傷」),而幾原邦彥在《回轉(zhuǎn)企鵝罐》中將要直面的也正是這一創(chuàng)傷以,在我們回到《企鵝罐》的文本本身之前,我們必須銘記在心:在一個度過了二十日早晨的“世界末日”的晚期現(xiàn)代性國度,談?wù)摗笎邸惯@一無疑是最為「前現(xiàn)代」的話題,也正是在談?wù)撨b遠的歷史?!笎邸挂舱恰钙簌Z罐」這一能指的深意,和《回轉(zhuǎn)企鵝罐》最終陷入自己的怪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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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另一場災(zāi)難是當年一月十七日的神戶大地震。

[2]:出自村上春樹《地下》的后記《沒有標題的噩夢》。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噩夢(nightmare)」恰恰是對幻象成真的描述——難道八十年代的日本青年不懷有著對世界末日的幻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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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幾原邦彥與押井守的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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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介入《回轉(zhuǎn)企鵝罐》前,我們要提到一個和故事似乎無關(guān)的角度——如果我們將幾原邦彥和押井守并舉時,無疑會產(chǎn)生一種奇妙的互文:

《少女革命》的結(jié)局是伊歐娜挑戰(zhàn)鳳曉生最終失敗,校園恢復了平靜,但安希卻離開了鳳曉生獨自邁向世界的盡頭。

《百合熊嵐》的結(jié)局是紅羽與銀子打破了斷絕之壁交換約定之吻,被庫瑪利亞帶離了現(xiàn)世。無名女生找到了被拋棄的木乃美。

《空中殺手》的結(jié)局是優(yōu)一明知不敵還是挑戰(zhàn)“教習”最終殞命,留下來的素子對優(yōu)一的新克隆體露出了微笑。

——魚板《神奇故事的形態(tài)與ACG亞文化創(chuàng)作應(yīng)用 ——〈故事形態(tài)學〉與〈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讀書筆記》


任何一個對哲學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判斷,在這一層面上,幾原和押井所描述的無疑都是加繆《西西弗斯神話》中的西西弗斯:他的存在先于其本質(zhì),而其本質(zhì)又超越了他的存在(事實上,存在主義思潮確實極大地影響了日本的一代知識分子),在這一層面上,他們發(fā)現(xiàn)了自身所處的日常生活的不堪忍受:

所謂日常,就是沉重潮濕,難以呼吸的,被溫柔而緩慢地掐住脖子的那種痛苦,無論哪個時代,大概年輕人都是無法忍受日常生活的,一想到這種日常生活會持續(xù)一生,就要發(fā)瘋。

——押井守[3]

不過,如果我們在這里回到《回轉(zhuǎn)企鵝罐》,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顯而易見的分歧:冠葉,晶馬和妹妹陽毬,難道不是在享受著日常生活的快樂嗎?甚至于,他們?nèi)绱速€上性命去反抗命運[4],難道不就是在守護日常生活嗎?


當然,這是一個敘述上的詭計,而其要點就在于「日常生活」本身。顯然三兄妹想要守護的「日常生活」是那個指向家,愛和溫馨生活的能指;但縱觀全局,《回轉(zhuǎn)企鵝罐》真正的日常,卻是那個由小孩粉碎機,扁平而重復的路人和從來不公正的「作者」所構(gòu)成的重復和苦悶。在這一層面上,整個故事漸漸展開的過程也就是我們越來越接近日常生活那個創(chuàng)傷性的內(nèi)核的過程。「愛」作為整個故事的關(guān)鍵,又一次扮演了一種「縫合」的作用:冠葉試著用「愛」去掩蓋生活黑暗壓抑的本來面貌,最終卻歸于失敗,于是我們看到了「日?!沟耐耆怏w——就像我們在《藍絲絨(Blue Velvet)》中看到的那樣——鏡頭穿過草地,暴露出地底污穢的生命在蠕動,這也就是押井守所描述的:中產(chǎn)和無產(chǎn)階級的日常生活從來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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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押井守在《賦妄想以有形:NHK〈空中殺手〉紀錄片》中的一段演講。

[4]:我傾向于將其記作拉康的那個“要錢/要命”問題的變形:如果你選擇了錢,你會人財兩空;同樣,反抗命運,你不僅沒命了,也沒有逃脫最終的命運——也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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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秩序的暴力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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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對上一節(jié)的回應(yīng),一個諷刺的事實是:在《回轉(zhuǎn)企鵝罐》的故事中,這個只擁有三兄妹的家庭的建立首先是從「蘋果」的交換開始的——注意,并非是一個無私的奉獻,而是包含了這樣一條潛臺詞:我將我的「蘋果」獻于你,你必活下去而愛我。我們通過一場交易以獲得「愛」,“資產(chǎn)者撕下了罩在家庭關(guān)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guān)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guān)系?!彼裕覀兯岬降摹皭鄣氖 ?,不正是基于這一邏輯才成為一種必然嗎?用來縫合裂口的,恰恰是裂口本身——由于晚期現(xiàn)代性的在場,一切非資本的事物都成為了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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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既然我們已經(jīng)觸及了意識形態(tài)的維度,我們不妨再把視線轉(zhuǎn)向另一個更加淫穢的裝置:小孩粉碎機。我們或許可以換一種方式來描述這臺機器:我們從來不能看見那個黝黑的洞口里面的任何裝置,我們只知道,父親[5]將「未成形的人」送進這個深不見底的洞——而結(jié)果是:這些幾乎是滴出來(或者,噴出來)的殘骸卻在這里“玉體橫陳”,并且在幾原的鏡頭下呈現(xiàn)出一種讓人不安的美感。

在這里,這臺機器的破壞性和對所有曾經(jīng)的“逃離者”的終身影響,難道不正是《少女歌劇》里的流水線的翻版,不正是一臺阿爾都塞意義上的(甚至不需要掩飾其強制性的)「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嗎?一方面,被粉碎的孩子們成為了「透明」的,“主動地”將自己組裝到了社會生存機器之上;另一方面,逃離了這臺機器的孩子們將會終其一生活在對「愛」的渴求和對失去「愛」的恐懼中,無獨有偶,多蕗和陽毬構(gòu)成了一對奇妙的互文:只有通過「愛」[6]他們才能延續(x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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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一種尋常的解讀:「愛」在這里正是對抗意識形態(tài)對主體性的威脅的手段——并且很好的契合了《百合熊嵐》。但是我們卻必須指出:「愛」在這里,難道不是又一次成為了一個強制性的先決條件嗎?對「愛」的絕對要求(你必須愛,也必須被愛),難道不也是一臺意識形態(tài)機器的運作結(jié)果嗎?當然這臺意識形態(tài)機器,現(xiàn)在我們很清楚了,名叫「日本」。


[5]:當然,這里的「父親」并非一定是生理的父親,而是「父之名」——某種意義上,就是那個殘暴秩序的代名詞。

[6]:陽毬不必說,而多蕗對愛的渴望是一個典型的拒認。在他身上,“我知道……,但是……”的公式就是“我知道(桃果死了/我已經(jīng)原諒過三兄妹了/復仇失去了意義),但是(我仍然要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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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莫比烏斯環(huán)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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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莫比烏斯環(huán)并沒有兩面,《藍絲絨》中的那塊草坪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不能被分為地表的和地下的。而類似的,日本社會也沒有所謂的「表/里」之分。這里,我們要再一次訴諸村上春樹,在他對《地下》和《1Q84》的態(tài)度中,他一再強調(diào)一種「開放性物語」的理念——也就是反對「普通人——善/東京地鐵事件組織者——惡」的二元敘事,而是指出兩側(cè)的善惡都相互通統(tǒng)一,這一點在他的《地下》的序言[7]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非常不幸的是,遭遇東京地鐵事件的純粹的“受害者”不僅僅忍受事件本身造成的傷痛,還必須遭受那種冷酷的“次生災(zāi)害”(換句話說,即我們周圍無處不在的平常社會所產(chǎn)生的暴力),這是為什么?為什么周圍任何人都不能制止?

不久我轉(zhuǎn)而這么認為:對于那位可憐的年輕職員所遭受的雙重劇烈暴力……對他來說,不可能將兩種暴力分成這邊與那邊。作為我,越想越覺得二者性質(zhì)相同——肉眼看得見的外形固然不同,但都是地下同一條根長出來的。

——村上春樹《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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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在村上對林泰男[8]懷有同情之念時,他也在某種層面上再一次接納了這位迷途的孩子——在《1Q84》中這一點被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沒有人真正被憎恨。所以,無論在暴力層面還是在「溫柔」層面,整個日本都達成了一種和諧:即使是兇手,也只不過是迷途的好人,而所有人都是被愛的。只不過,“所有人都是被愛的”這一命題同時也等價于[9]——“不被愛著的就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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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小孩粉碎機就成了“所有人都是被愛的”這一律令的執(zhí)行者:這臺機器負責殺死不被愛的「人」,而剩下來的則自然都因為愛而活著。我們?yōu)榱瞬皇ァ干鵀槿恕沟馁Y格,必須變得「溫柔」,必須不惜生命代價去「愛」和「被愛」——這不正是回到了我們提到過的“要錢/要命”的選擇嗎?拉康用這個選擇解釋了我們認同于「父之名」的過程:我們必須放棄成為想象的菲勒斯以接受象征的菲勒斯,這是成為一個「主體」的必要條件,而我們在這里遇見的難道不是完全相同的狀況嗎?冠葉選擇了想象的日常,并且作為一個反抗秩序者,拒絕了象征秩序(想要在被愛的同時不成為人,無疑是對象征權(quán)威的最大挑戰(zhàn)),最終只能迎來消亡;反之,陽毬放棄了想象的家庭關(guān)系(她最終失去了記憶),而獲得了在象征秩序下存活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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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整個故事的結(jié)局——當所有人又一次愛著彼此時,鏡頭之外的那臺小孩粉碎機仍然存在著,反秩序的力量也仍在秩序內(nèi)部醞釀——事實上什么都沒有改變。唯一的變化是,通過冠葉和晶馬的犧牲,「愛」的縫合失敗再一次被掩蓋。當然,這個創(chuàng)傷仍然存在(最后的那張紙條,不正是對象征秩序的嘲弄嗎?),并且可以預見,在突破整個意識形態(tài)幻象之前,這個幽靈將永遠影響著陽毬,和陽毬背后的那套秩序。

[7]:村上春樹在書中將寫作《地下》的契機(之一)歸于一封信:

信是一位女性寫的,她丈夫因東京地鐵事件失去了工作。她丈夫在去公司上班途中不幸遭遇了東京地鐵事件,昏倒后被送去醫(yī)院。幾天后出院了,卻不幸留下后遺癥,無法正常工作。最初階段還好,但時間一長,上司和同事就開始說三道四。丈夫忍受不了那種冷冰冰的環(huán)境,遂辭職回家——實際上幾乎是被趕出來的。

——村上春樹《地下》

[8]:東京地鐵事件的主犯之一。

[9]:這是個簡單的邏輯判斷,二者互為逆否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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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從一開始便注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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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yīng)當承認,《回轉(zhuǎn)企鵝罐》的整個故事的最大癥結(jié)并不在于“太過瑣碎,想要觸摸意義卻失敗了”,而是在于它離意識形態(tài)太近了——以至于整個日本意識形態(tài)的瘋狂結(jié)構(gòu)和故事對待這個幻象的態(tài)度都由故事本身的表現(xiàn)一覽無遺。這里,阿爾都塞在《皮科羅劇團,貝爾多拉西和布萊希特》一文中解讀的《我們的米蘭》,則恰恰和《回轉(zhuǎn)企鵝罐》產(chǎn)生了一種對照:

接著,舞臺空了出來,悲劇重又出現(xiàn)。尼娜睡在收容所里,父親在入獄前最后一次來探望她。為了尼娜,為了她的貞操,他殺了人,尼娜對此至少是明白的……突然,一切顛倒了過來:她將這滿腔怨憤潑向她的父親,她恨父親向她灌輸了種種謊言和幻想,恨父親將為這虛構(gòu)的神話而死去。因為她自己,在萬不得已時她將只身逃命。她將離開這黑暗貧困的世界,投身于紙醉金迷的另一世界。杜加索說得對,她將付出必要的代價,她可以賣身,但她將生活在另一世界,自由真實的世界。汽笛響了。父親擁抱了女兒,拖著疲乏的身軀悄然離去。汽笛長鳴,尼娜昂首挺胸迎著朝陽走了。

——阿爾都塞《皮科羅劇團,貝爾多拉西和布萊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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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米蘭》的最后,從意識形態(tài)幻象中出走的尼娜難道不是另一個天上歐蒂娜,另一個紅羽(或者,銀子)嗎?在齊澤克對阿爾都塞的再詮釋中,「主體」而非「人」出現(xiàn)在意識形態(tài)失效之處,而非作為質(zhì)詢的結(jié)果出現(xiàn)。反過來,《回轉(zhuǎn)企鵝罐》中的冠葉——不也正扮演了尼娜的父親這一角色嗎?但在故事接近終點,在幾原邦彥站在貝爾多拉西的第二幕與第三幕劇之間時——幾原并沒有走出最后一步,本應(yīng)扮演尼娜角色的陽毬選擇了退卻:她甚至想要將冠葉再一次地納入秩序中,她想要通過放棄成為一個「主體」而成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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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當幾原面對的母題是「日本」而非一個更加封閉式的「校園」時,我們明顯的感受到了他的態(tài)度不再堅定:因為如果冠葉成為了另一個歐蒂娜,那么被擊碎的不就將是「日本」嗎?不同于太宰治筆下那個放棄了「生而為人」資格的葉藏,冠葉作為一個支撐著整個家庭的「男人」[10],作為幻象與秩序的提供者,是不應(yīng)當不成為「人」的。于是,整個《回轉(zhuǎn)企鵝罐》的最大撕裂便出現(xiàn)在了「表/里」的聯(lián)結(jié)者——冠葉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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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葉愿意守護這個家庭,守護「愛」的秩序;同時,冠葉也憎恨著整個社會機器的暴力面,希望通過破壞的方式對社會進行一次重構(gòu)。但就像我們在【貳】和【叁】中提到的那樣,「愛」和「恨」無非是同一件事,而這個家庭的運作也和整個社會的運作同構(gòu)——他所守護的和他想毀滅的無疑是同一樣事物,他被迫地成為了一個「受辱的父親」,為了維護陽毬眼中的美好幻象,他和這個家庭必須消失。

幾原邦彥的困境也在這里昭然若揭:為了一個故事的構(gòu)成,他必須在其中打破日本的秩序以宣揚日本的秩序,而這無疑是一個悖論,于是唯一讓整個故事不歸于破碎的方法只有讓主角因為「命運」一事無成。故事饒了一個彎,將首尾的日常搭在了一起——這不正是一條莫比烏斯環(huán)嗎?而那張紙條,和對Penguin Force的結(jié)局的語焉不詳,不也恰恰證明了【壹】中的論斷,即整個撕裂仍然存在嗎?當我們在故事的最后看到了冠葉與晶馬的重生,我們也看到了幾原在《回轉(zhuǎn)企鵝罐》中最大的敗筆:在《少女革命》和《百合熊嵐》的結(jié)尾出現(xiàn)的唯物主義空間的缺位,正是他對整個故事在這層幻象之外一無所有的承認,抗爭的失敗反而被描述為一個美好的結(jié)局。所以,如果說貝爾多拉西通過沒有辯證法的時間達成了悲劇結(jié)構(gòu)中的“姍姍來遲的”辯證法,那么在《回轉(zhuǎn)企鵝罐》中,幾原邦彥最終只能通過對辯證法的笨拙模仿來達成辯證法的抽離。

[10]:通過《我們的米蘭》和《回轉(zhuǎn)企鵝罐》的比對,不難發(fā)現(xiàn),在這個三口之家中,冠葉代表父親,陽毬代表女兒,晶馬代表母親(晶馬將蘋果分與陽毬,也正是“給了她生命”)。這也足以解釋晶馬一直無能為力的困局:女孩發(fā)現(xiàn)自己所認同的母親不能回答她對「自我」的疑問(母親本身也沒有答案,就像晶馬也對整個家庭的基礎(chǔ)一無所知),于是轉(zhuǎn)向了對父親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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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一出或兩出情節(jié)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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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科羅劇團,貝爾多拉西和布萊希特》中,阿爾都塞指出的另一點在于《我們的米蘭》所表現(xiàn)的布萊希特意義上的「間離感」:尼娜和父親的決裂讓她離開了舞臺,并讓觀眾不再能夠全然認同于那個傾其一生構(gòu)建著幻象的父親;而和悲劇并行表現(xiàn)的“緩慢”的時間結(jié)構(gòu)徹底破壞了觀眾“融入”情節(jié)的可能性,迫使其思索戲劇本身的形式。而在《回轉(zhuǎn)企鵝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類似的結(jié)構(gòu)。這里,貝爾多拉西呈現(xiàn)的“兩個舞臺”被狡猾地得以同時表演——在這里,我們需要懸置絕大多數(shù)主要人物,來關(guān)注另一層次的主角:「企鵝」本身。


在貝爾多拉西的劇本中,那些緩慢而毫無目標的“在困苦中茍且偷生的貧民,一群窮極潦倒,命運乖蹇的可憐蟲”(簡而言之,一群流氓無產(chǎn)者)所揭示的是霧氣彌漫[11]的意大利的腐爛;而幾原邦彥的企鵝,這群聽命于其主人的丑角,則反過來揭示了它們的主人的可笑。企鵝的行動無疑是對它們主人的拙劣模仿,是他們欲望的放大:企鵝第一次出場時,便(像一個燈神般)一直滿足著晶馬的愿望;同樣的邏輯也內(nèi)在于由兩只企鵝完成的對荻野目蘋果的窺視。但這種一貫的一致性,也反過來展示了主舞臺上角色的行事邏輯:被「照片」所吸引的1號和試圖投其所好的埃絲梅拉達,不正是夏芽兄妹關(guān)系的困局嗎?或者,2號對無意義動作的重復,不正是晶馬的無可作為的寫照嗎?


所以,唯一可以和這群動物對話的真俐,也就獲得了一個新的理解維度:作為幽靈的真俐在陽毬的夢中出現(xiàn),代表動物化的無意識言說[12],追求純粹的破壞——正是被壓抑之物在夢中的回歸。于是,在真俐將主角們在日常生活之外聯(lián)系在一起時,兩層舞臺重疊,我們和劇中人便被迫直面這一幻象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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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這層霧顯然是意識形態(tài)之“幻象”的寫照。同樣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尼娜離去時,霧氣也被朝陽所取代了。

[12]:這里再一次呼應(yīng)了村上:在《地下》和《1Q84》中,只有麻原沒有被原諒。他不再是「人」,而僅僅是「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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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我們?nèi)绾我皇聼o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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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愿意選擇一種「癥候式」的閱讀視角,那么《回轉(zhuǎn)企鵝罐》無疑會暴露出更多的問題:在那個庸常的故事「本身」的問題之后,真正的癥結(jié)在于故事之外的意識形態(tài)維度——那個用「生而為人」的謊言束縛著其中所有人的意識形態(tài)。幾原邦彥給我們最大的啟發(fā)(當然,未必是他的本意)恰恰在于《回轉(zhuǎn)企鵝罐》的反寫:如果我們抓住「愛」不放,那么我們最終也只能一事無成。

不要忘記:《黑客帝國》真正開始于「紅藥丸」之后,尼奧從機器中醒來,看到了那個「真實」。并且,他從此一生背負著機器的接口——我們必須從美妙的幻夢中醒來,直面夢留下的割裂和創(chuàng)傷,從此「主體」才能誕生,故事才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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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樂園里來的呢,

還是到樂園里去的?

華羽的樂園鳥,

在茫茫的青空中

也覺得你的路途寂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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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你是從樂園里來的

可以對我們說嗎,

華羽的樂園鳥,

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

——戴望舒《樂園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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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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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震災(zāi)后的想象力:2010年代的日本御宅文化》 [日]宇野常寬

[2]《偶然性,霸權(quán)和普遍性》 [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

[3]《變態(tài)者電影指南》 [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

[4]《皮科羅劇團,貝爾多拉西和布萊希特》 [法]阿爾都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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