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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想要走出去,先找一位經(jīng)紀人

2020-11-16 12:51 作者:新周刊硬核讀書會  |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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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新周刊·硬核讀書會第三屆譯想論壇系列報道的第二篇。

譯想論壇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倡議發(fā)起的公益性計劃,為中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以翻譯為主題的大型研討論壇。

第三屆譯想論壇由社科文獻甲骨文、新京報文化客廳、新譯科技聯(lián)合福州“無用空間”書店共同主辦。

本次論壇的主題是“翻譯的使命與關懷”,在與嚴復、林則徐、林紓等中國近代翻譯先驅(qū)有著深刻淵源的福州,陸大鵬、姜鳴、唐建光、汪天艾、黃葒、朱岳、彭倫及程衍樑等嘉賓就翻譯與近代中國、翻譯與學術和出版、翻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進行了討論。

硬核讀書會作為新周刊旗下的新銳閱讀平臺,一直關注著優(yōu)秀作品的中文版引進和翻譯動態(tài),并且通過專題文章、書單和講座等形式向讀者們推薦了大量優(yōu)質(zhì)的翻譯作品。作為本次論壇的戰(zhàn)略支持媒體,硬核讀書會將通過優(yōu)秀的學者、出版人和文化從業(yè)者的角度,帶來深度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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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 程遲


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國作品被譯成中文,也有數(shù)以萬計的中文作品被譯介到外國。每一本譯作,都需要通過翻譯、編輯和出版機構的共同努力才成為讀者捧在手中的書本。


翻譯作品的背后,是一群怎樣的人?


為什么作者需要和明星一樣,有一位“經(jīng)紀人”?


翻譯和出版的“使命”,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怎樣的聯(lián)系?


為什么國外的很多作家在中國享有盛名,而中國作家在國外卻難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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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甲骨文譯想論壇系列報道的第二篇,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如何引進來與走出去。


本場的主持人是作家、出版人朱岳,嘉賓是出版人、譯者彭倫,以及詩人、譯者戴濰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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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想論壇第二場嘉賓,朱岳(左)、戴濰娜(中)與彭倫(右)


譯者、作者的身份是相通的


第二場論壇的幾位嘉賓,在進入出版界之前,都有從事其他行業(yè)的經(jīng)歷。并且在進入行業(yè)后,他們除了是譯者之外,還有其他的身份。主持人朱岳給彭倫和戴濰娜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怎樣平衡這些身份?


彭倫提到在進入出版行業(yè)之前,大學學習新聞專業(yè)的他曾經(jīng)在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和報社工作過。因為記者這個職業(yè)是相對重復的勞動,以及之前與出版行業(yè)接觸較多,于是他便進入了出版公司。


在做出版的前十年里,他最大的收獲就是了解版權經(jīng)營的重要性。在法蘭克福書展、倫敦書展以及澳大利亞的文學節(jié)等活動,認識了非常重要的編輯、出版人、經(jīng)紀人,這些經(jīng)歷是后面做版權代理工作室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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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書展是世界最大的書展之一,許多出版社在書展交易版權。圖/維基百科

彭倫說,翻譯、出版人和企業(yè)創(chuàng)始人的身份是相同的。做編輯很重要的一點是需要高情商——因為這個行業(yè)里需要和大量的作者、媒體和同行相處,編輯需要讓各種性格的人都能感到尊重。


另一個重要的方面,編輯也需要激情,碰到好書,這種激情會促使一位編輯竭盡所能地去推薦一本他認為有價值的書,讓讀者了解這本書為什么好。這就可以說是翻譯和出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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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仰閱讀》《天才的編輯》等幾部關于美國出版界最重要編輯的傳記都由彭倫翻譯,他說翻譯這些書的過程就是一種教育和借鑒,所以翻譯和版權經(jīng)紀人的身份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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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編輯》是彭倫翻譯的出版人傳記之一。本書講述了經(jīng)手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沃爾夫等美國文學巨匠作品的傳奇編輯麥克斯?珀金斯的故事。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戴維納作為一名翻譯、詩人和研究員,也認為這些身份是相互成就的。她嘗試做過電視節(jié)目記者以及創(chuàng)業(yè),最后成為了一名研究者,在選擇職業(yè)這個“神農(nóng)嘗百草”的過程中,文學始終都是非常重要的牽引力。寫詩是需要用最熱烈的感情和最纖細的神經(jīng)去從事的一件事。


她認為,能夠真正把事業(yè)當成使命的,或者將事業(yè)做至輝煌的人,都需要從他的行業(yè)獲得過生命的快感和痛感體驗。作為一個讀書人最理想的方式,是像一個吉普賽人一樣去旅行與寫作,因此她更為熱愛的身份是文學的創(chuàng)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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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不是“押寶”

作為出版界的人士,在場的幾位嘉賓都觀察到了近些年做得較為成功的一些品牌,比如“理想國”“甲骨文”等,它們的成功絕非偶然。


朱岳提出的觀點是,這些在國內(nèi)較為成功的品牌所出的類型,比如看似小眾的“社科書”,他們在國外已經(jīng)有了一個很成熟的市場,而這類書在國內(nèi)出版后恰好填補了這個空白——在這之前,雖然出版國外社科書并未間斷,但并不是成體系地引進。


九久讀書人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短經(jīng)典”系列有較高的人氣,甚至有專門的豆瓣小組。


彭倫在十五年前開始做的“短經(jīng)典”就是最早的一次嘗試。在九久讀書人推出“短經(jīng)典”之前,國內(nèi)有許多大型的出版社有更強的財力、人力和物力去“搶”到更好的資源,因此相對較小的出版機構比較難爭取到剛獲獎的、大牌的作家資源。所以需要另辟蹊徑,去開拓雖然小眾,但是仍然空白的市場。


比如今年剛獲獎的路易斯·格麗克,她在國內(nèi)并沒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在美國,她已經(jīng)成名多年,因此美國的學術界和讀者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毫不意外——這與中國讀者的反應全然不同。


《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是世紀文景出品的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路易斯·格麗克的詩集之一,在獲獎后本無人問津的詩集馬不停蹄地開始了加印。圖/上海人民出版社。

很多人說世紀文景“押中了寶”,但這就是出版社需要持續(xù)去做的一件事。在國內(nèi)的出版界,有一個需要改變的地方是,國內(nèi)出版社出版外國作家的作品,如果市場反饋不好,那么這位作家的作品可能只出版一兩本便再無下文。相對而言,國外出版界對一個作者的關注是持續(xù)的。加之中國與國外的出版聯(lián)系并不緊密,因此當一位在中國知名度不高的外國作家獲獎時,就已經(jīng)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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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文學類的出版,戴濰娜關注到文學的空間正在被壓縮,話語的力量日益微弱——這也是諾貝爾獎頒獎給鮑勃·迪倫和格麗克這樣的詩人的原因。


文學的邊界無限的,比如阿特伍德最著名,也最暢銷的書是《使女的故事》,但同時也不能夠忽視她是一位非常優(yōu)秀的詩人。近些年,還有像阿多尼斯這樣的詩人在中國流行起來,說明詩歌和文字的力量仍然在持續(xù)著。


在語言迅速變得“墮落”的今天,詩歌的重要性也愈發(fā)凸顯出來?;蛟S這也是出版的“使命”之一,讓文字保持本該有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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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新”的聲音


出版界被當成“夕陽”產(chǎn)業(yè)已久,在國內(nèi),需要面臨的挑戰(zhàn)是出版前的程序和出版后網(wǎng)絡渠道(京東、當當和網(wǎng)店)帶來的壓力。


因此出版如果要維持繁榮,必須要找到新的方式。


彭倫提到社交媒體興起之后,有一大批類似“為你讀詩”這樣的公眾號發(fā)展起來,這些網(wǎng)絡媒體利用了手機這樣的媒介的用戶習慣,并且?guī)恿巳藗儗υ姼璧年P注度。但是如果所有出版機構都蜂擁而至,出版詩集,勢必打破均衡。


我們面對的現(xiàn)實是,社科類的出版物大多是“大部頭”,定價因此可以高一些,但是若是文學類,那么就會相對更難盈利。因此,國內(nèi)的出版仍然需要學習國外出版社的經(jīng)驗。


現(xiàn)在出版的很多社科書都是大部頭。圖/圖蟲創(chuàng)意

國外有著非常成熟的出版經(jīng)紀人制度。出版經(jīng)紀人,可以說是“賞金獵人”,他們的獵物是作家,或者說是作家的才華。他們負責為作家做版權代理,為作家們把作品賣給出版社。


它們需要維護作家的權利,幫助作家獲得最大的商業(yè)收益。因此這減小了那些全職作家的風險,給作家們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去創(chuàng)作好的作品。經(jīng)紀人了解出版業(yè),能夠判斷作品的商業(yè)潛力,當一部作品交易出去后,作家和經(jīng)紀人都能夠得到較好的酬勞。


這種經(jīng)紀人制度在美國非常發(fā)達,而歐洲一些國家也正在跟進。


另一個重要的不同是,歐美的出版社非常重視新作家。他們喜歡新作家的原因,一個是成本考慮——出版一位新人作家的成本相對較低,并且可以帶來更大的收益。新作家如果取得成功,對出版社的長久發(fā)展更有利。


《我信仰閱讀》是彭倫翻譯的最新一本出版人傳記。該書講述了曾經(jīng)執(zhí)掌紐約客的傳奇出版人羅伯特·戈特利布的生平。圖/中信出版社

相比而言,中國的出版界流動性比較大,不管是上層的管理者還是下層的編輯,都很難幾十年如一日在一家出版社供職。而國外相對穩(wěn)定的出版界,作者的穩(wěn)定性也更大,也更利于品牌的打造和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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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濰娜觀察到的另一個與國內(nèi)不同的狀況是,國外有許多學校開設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這創(chuàng)意寫作班級給大量的作者提供了庇護所。美國、歐洲都有很發(fā)達的類似的機構,因此盡管他們的許多作家依附在高校的體系當中,但是他們?nèi)匀荒軌蛴邢鄬Π卜€(wěn)的環(huán)境進行創(chuàng)作。


《天鵝絨監(jiān)獄》,[匈牙利] 米克洛什·哈拉茲蒂著,戴濰娜譯,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出版界之所以要尋找新的聲音,是因為在我們的日常的語言,正在無限地向網(wǎng)絡語言去靠攏。但那些最新的網(wǎng)絡語言,卻是非常陳舊的表達,他們是古老的“吸血鬼”,讓語言沒有生機。而出版要做的,就是用詩歌、文學,去抵抗這種“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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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正確方式

國外引進國內(nèi)的作品,有很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國內(nèi)出版的作品,在國外引起較大反響的作品并不多。


因此在彭倫的發(fā)言里,他特別提到了中國作品在國外如果要獲得成功,單純靠“走出去”并不能讓它真的產(chǎn)生影響力。中國出版界更應該關注的是,怎樣讓國外的同行,對中國的文學界、知識界有更多的了解。


這是一種文化交流,交流是雙向的,在產(chǎn)生興趣后的了解,能比盲目地去推作品取得更好的效果。作為出版人,彭倫說他近些年,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找到外國的出版人——真正地對中國的文學感興趣,對中國的文化感興趣的出版人。


像雙雪濤、金宇澄這樣的中國作家,雖然在國內(nèi)取得了知名度,但是更可能的方法是通過影視這樣的媒介提高國際上的知名度,從而打開在國外的市場。比如金宇澄的《繁花》,在王家衛(wèi)要拍攝電影之后,就被國際的出版界關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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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家衛(wèi)宣布拍攝電影《繁花》后,國外的出版人才關注到這本上海作家金宇澄的書。
圖/上海文藝出版社

而戴濰娜從詩人的角度來說,詩歌的翻譯由詩人來翻譯是最好的,比風景更迷人的應該是人的心靈之間的相遇。通過參加活動,認識各國的詩人之后,互相翻譯作品,這使得翻譯出的詩歌能夠更準確地翻譯出原意的基礎上,保持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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