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自《The History of Bukhara:Translated from a Persian Abridgement of the Arabic Origin by Narshakhi》，Introduction

本書部分人名、書名的譯名參考《蒙古入侵時(shí)期的突厥斯坦》中譯本與張廣達(dá)先生的論文《研究中亞史地的入門書和參考書（上、下）》

非英文的書名、著作名我一般選擇保留原名（因?yàn)椴欢?/p>

該書原注本是章節(jié)尾注，我認(rèn)為放于文末不便于對(duì)照觀看，于是改為腳注

在研究中亞史的過程中，納爾沙喜（Narshakhi）的《布哈拉史》總是被頻繁提及，這足以表明其重要性。該書可謂是研究穆斯林東方世界最古老的其中一座城市——布哈拉城在前伊斯蘭時(shí)期和早期伊斯蘭時(shí)期歷史的重要史料來源。此書聞名西方久矣，以至于該書出現(xiàn)了兩種譯本，一種是俄文譯本，出現(xiàn)于塔什干；但這個(gè)本子十分稀有，而且其中也有頗多需要改進(jìn)之處。[1]

學(xué)者們?cè)谘芯繒r(shí)都喜歡用納爾沙喜的這部著作，因?yàn)檫@部著作包含了語言學(xué)家、錢幣學(xué)家、考古學(xué)家、甚至于歷史學(xué)家都感興趣的信息片段。當(dāng)然，納爾沙喜的著作也和其他那些中世紀(jì)的波斯史家所寫的一樣，需要和其他史料相互印證對(duì)照，只因其書轉(zhuǎn)手過多人，也“貢獻(xiàn)”了錯(cuò)誤進(jìn)書里。[2]盡管如此，該書也含有其他史料所沒有的原始記載，能對(duì)當(dāng)時(shí)發(fā)生的事件的記述進(jìn)行一個(gè)補(bǔ)充。

曾經(jīng)有那么幾本以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寫成的河中史與呼羅珊史；還有一些專門記載某座城市的編年史，它們?nèi)缃褚讶回?strong>[3]。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阿布·侯賽因·阿里·本·艾哈邁德·貝哈基·尼沙不里·塞拉米（Abu'l Husain 'Ali ibn Ahmad al-Baihaqi al-Nishapuri al-Sallami）所撰寫的《呼羅珊統(tǒng)治者史（History of the Governors of Khurasan）》，該書還被伊本·阿西爾與加爾迪齊引用過。[4]似乎穆斯林東方世界的每座大城市都有那么一本或者幾本本土史書，這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撒馬爾罕史》作者為阿布·薩義德·伊德里西（Abu Said Idsisi）[5]，他在伊歷405年（1014）逝于撒馬爾罕[6]；另一種《撒馬爾罕史》由阿布·阿巴斯·本·穆罕默德·穆斯塔格菲里（Abu'l Abbas ibn Muhammad al-Mustaghfiri）著，該書同時(shí)還記載了渴石（Kish）、納色夫（Nasaf ,即那黑沙不[Nakhshab]）的歷史[7]；此外在《拜哈克史》中還提及有三種謀夫（Merv）史、兩種赫拉特（Herat）史、兩種花剌子模（Khwarazm）史、一種巴里黑（Balkh）史和薩德·本·賈納赫（Sa'd ibn Janah）所著的《布哈拉與撒馬爾罕史》，拜哈克即如今呼羅珊的薩卜澤瓦爾（Sabzavar）[8]。然而這些史書都已不存。雖然布哈拉還有其他的歷史學(xué)家，但只有納爾沙喜的波斯語節(jié)譯本仍存于世[9]，隨后納爾沙喜著作的地位便逐漸提升，盡管這書已經(jīng)手多人，使得里面的文本發(fā)生了改變。

[1] 原注1：詳情見維塞洛夫斯基（N.I.Veselovsky）在《ZMNP》(1897年12月刊)，p466-8中對(duì)雷科申（Lykoshin）譯本的評(píng)論

[2] 原注2：這是吉布（H.A.R.Gibb）在其著作《阿拉伯人在中亞的征服（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London, 1923）》p12、14及多處中提出的看法，雖然會(huì)稍有些嚴(yán)苛，但是納爾沙喜在日期和事實(shí)上確實(shí)有錯(cuò)誤

[3] 原注3：參看阿瑪爾（E.Amar）《Prolegomenes aI'etude des historiens Arabes》，《JA》系列十，19冊(cè)（1912），p247、252；以及F.羅森塔爾的《穆斯林史學(xué)史》（1952，萊登），在校本印好后我便收到了這部寶貴的著作，詳情見該書p391

[4] 原注4：參見巴托爾德《Zur Geschichte der Saffariden》，刊登于《Orientalische Studien Theodor N?ldeke gewidmet》（吉森[GieSzen]，1906），卷1、174-175；以及阿卜杜·馬立克·薩伊利比（'Abd aI-Malik al-Tha'ilibi）《Yatīmat al-dahr》p4、29；還有M.尼扎姆丁（M.Nizam u'd-din）的《對(duì)穆罕默德·奧菲（Muhammad 'Awfi）<Jawami ul-Hikayat >的介紹》p45；據(jù)羅森塔爾書p252說，八世紀(jì)末還有一本呼羅珊史書，名為《呼羅珊賦稅之書（Kitab al-kharaj-i-Khurasan）》；還參考了巴托爾德的《突厥斯坦》p7

[5] 譯者注：《突厥斯坦》中此人名為阿布·薩義德·阿卜杜·拉赫曼·本·穆罕默德·伊德里西，出生于戈?duì)柛实陌⑺固乩偷?，但長(zhǎng)期居住于撒馬爾罕。其《撒馬爾罕史》后來被著名神學(xué)家阿布·哈夫斯·歐麥爾·本·穆罕默德·那色菲（Abu Hafs Omar ibn Muhammad Nasafi，？-伊歷547年[1142/1143]）續(xù)寫到十二世紀(jì)，此時(shí)該書全名為《關(guān)于撒馬爾罕歷史的甜蜜之書（kitab al-Qand fi Ta‘rikhi Samarqand）》，俗稱《坎德（Qand）》或《坎迪亞（Qandiya）》。

[6] 原注5：見薩馬阿尼（al-Sam’ani）《譜系之書（Kitab al-Ansab）》,22b，該書也提及到古剌士（Qurashi）的《al-jawahir al-mudi’a fi tabaqat al-hanafiya》，在其卷一，69；羅森塔爾在書p382注5稱作薩德（Sa‘d）

[7] 原注6：見P.萊爾?！禡onety Bukhar Khudatov》，《Trudy VOIHAO》（圣彼得堡，1874）p18，50；穆斯塔格菲里的著作經(jīng)常被《撒馬爾罕史（Ta'rikh Samarqand）》引用，詳情見其手稿43b,46b,49a,68a，至于穆斯塔格菲里的全名，則參考了羅森塔爾書p397和p405

[8] 原注7：《拜哈克史》的作者阿布·哈桑·阿里·本·宰德·拜哈齊（Abu'l Hasan 'Ali ibn Zaid Baihaqi）常被稱為伊本·封杜克（Ibn Funduq），至于其他的歷史學(xué)家則參考羅森塔爾書p397注2和p386

[9] 原注8：已知寫的最好的《布哈拉史》是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艾哈邁德·本·蘇萊曼·貢賈爾·布哈里（Abu 'AbdAllah Muhammad ibn Ahmad ibn Sulaiman al-Ghunjar al-Bukhari）寫的那本，見羅森塔爾書p386和p428；《撒馬爾罕史》40a提到一本布哈拉史，由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艾哈邁德·布哈里（Abu 'AbdAllah Muhammad ibn Ahmad al-Bukhari，？-伊歷312年/924）所著。譯者注：《突厥斯坦》中說貢賈爾·布哈里是一名紙匠或書商（al-warraq）

文本的歷程（Transmission of the Text）

《布哈拉史》以阿拉伯語寫成，并在伊歷322年（943-944）呈獻(xiàn)給薩曼王朝埃米爾努赫一世（Nuh ibn Nasr，943-954在位）[1]。作者是阿布·巴克爾·穆罕默德·本·賈法爾·本·扎卡里亞·本·哈塔卜·本·沙里克·納爾沙喜（Abu Bakr Muhammad ibn Ja'far ibn Zakariya ibn Khattab ibn Sharik al-Narshakhi），他來自布哈拉城附近的納爾沙赫村（Narshakh）。[2]對(duì)他的生平我們一概不知，他似乎只有這一部著作。

伊歷522年（1128-1129），該書被阿布·納斯?fàn)枴ぐ~德·庫巴維（Abu Nasr Ahmad al-Qubavi）譯為波斯語。[3]在波斯語譯本的首頁[即序言]就說明了他翻譯該書的原因是人們不希望閱讀阿拉伯語的原本。庫巴維刪減了其中無用累贅、令人生倦的敘述，并將其續(xù)寫到伊歷365年（975）.

伊歷574年（1178-1179），該書再次被穆罕默德·本·祖費(fèi)爾·本·奧馬爾（Muhammad ibn Zufar ibn 'Umar）進(jìn)行一定程度的刪節(jié)[4]，同時(shí)增加了其他著作的記載進(jìn)去，特別是阿布·哈?！ぐ⒉范拧だ章け尽つ潞蹦隆つ嵘巢焕铮ˋbu'l Hasan 'Abd al-Rahman ibn Muhammad al-Nishapuri）的《百科寶藏（Khaza'in al-'ulum）》。該書后被獻(xiàn)給布哈拉城的哈乃菲派教長(zhǎng)阿卜杜·阿齊茲·本·布爾罕?。ˋbd al-'Aziz ibn Burhan aI-Din，他有“教士之首腦（Sadr al-Sudur）”的尊號(hào)），他同時(shí)還是由占據(jù)突厥斯坦的西遼帝國（Qara Khitai）所任命的布哈拉城守。

似乎還有一位佚名作者在蒙古入侵后的時(shí)間段里往布哈拉史加入了文段，因?yàn)槲覀冊(cè)诘诎苏潞偷谑抡业搅嗣晒湃苏鞣脊挠涊d，因此我們今天所翻譯的文本是經(jīng)過許多校訂者的刪節(jié)和增訂的。

[1] 原注9：《Tarikh-i buzurgan-i Bukhara》中說《布哈拉史》是伊歷337年（948-949）呈獻(xiàn)上去的，見萊爾希書p51注1；巴托爾德的《Turkestan vepokhu mongolskago nashestviya》，teksty，p53，通過引用薩馬阿尼的《brskhi》認(rèn)為納爾沙喜的說法是對(duì)的

[2] 原注10：我只找到兩處引用納爾沙喜的地方。在E.G.布朗所校訂的著作——奧菲的《文苑精華（Lubab al-albab）》卷1，p333-334提及到布哈拉城守布爾罕丁正是那位讓穆罕默德·本·祖費(fèi)爾獻(xiàn)上納爾沙喜書的人。薩馬阿尼書p558a也提到了他，但沒有提到他的著作。P.萊爾希的《sur les monnaies des boukhar-khoudahs》，刊登于《Travaux de la triusueme session du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Oreintalistes》（圣彼得堡，1879）卷2，p424提供了一份在圣彼得堡的那份薩馬阿尼書手稿的基礎(chǔ)上更完整的節(jié)選本。這份文本提供的納爾沙喜的出生日期——伊歷286年（899）和死亡日期——伊歷348年撒法爾月（959四月）不準(zhǔn)確。雖然V.米諾爾斯基（V.Minorsky）在《伊斯蘭百科全書》中寫的文章和舍費(fèi)爾的《chrestomathie persane》（巴黎，1883）卷1，p9，都接受了薩馬阿尼提出的這個(gè)日期，但這個(gè)東西必然要看納爾沙喜自己的描述.

從普里察克博士處我獲得了這段德文注釋：“Die weiteren Zitate aus dem《tarikh-i bukhara》finden sich im：(1)《Kitab-i mullazade》（見本書的104號(hào)注釋）；(2)《Abd Allah Name》 des Hafiz Tanish（見斯托里（C.A.Storey）《波斯文獻(xiàn)志（Persian Literature, a Bio-bibliographical survey）》（倫敦，1936）卷二第二分冊(cè)504號(hào)，p374-375）；in diesem Werke befindet sich u.a. eine Beschreibung von Buchara,welche beweist, dass dem Verfasser eine vollstandigere Version des sog. 《Tarikh-i Narshakhi》als die uns erhaltene vorgelegen hat.”

參見巴托爾德在《伊斯蘭百科全書》卷1p815編寫的“布哈拉”詞條；參見烏姆尼亞科夫（I. Umnyakov）《Abdulla-name Khafiz-i Tanysha i ego issledovateli》，《ZKV》卷5（1930），p309-310

[3] 原注11：庫巴（Kuba）是費(fèi)爾干納附近的一個(gè)村子。參見薩馬阿尼的《譜系之書》p441a；布洛克曼（C.brockelmann）在《阿拉伯文獻(xiàn)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卷1（SI）,p211中稱他為艾哈邁德·本·艾哈邁德·本·穆罕默德·本·納斯?fàn)枴彀途S（Ahmad ibn Ahmad ibn Muhammad ibn Nasr Qubavi）;他同時(shí)也被《撒馬爾罕史》所提到，在p50b

[4] 原注12：據(jù)萊爾?！禡onety Bukhar Khudatov》p56，他的名字叫做穆罕默德·本·祖費(fèi)爾；他可能是《貝哈基史》p198里提到的那個(gè)人

布哈拉史的史料來源（The Sources of Narshakhi）

納爾沙喜在準(zhǔn)備寫布哈拉史之前可能收集了一批史料，但在留存下來的最終作品里，我們很難去確定哪種史料被作者利用了，哪種被波斯語譯者利用了，而哪種又被后來的校訂者所利用（不過還是能知道一些蛛絲馬跡）。穆罕默德·本·祖費(fèi)爾（在修訂過程中）頻繁引用尼沙不里的《百科寶藏》。[1]這部史料被五次提及到，它可能被用在書里但沒有提及（用到具體哪個(gè)位置）；另一部史料是穆罕默德·本·塔路特·哈馬丹尼（Muhammad ibn Talut al-Hamadani）的《Fadl(原文如此，實(shí)際為Fasl) al-khitab》，其中提及到博學(xué)多才的阿布·哈夫斯·卡比爾（Abu Hafs al-Kabir）的事跡，現(xiàn)在這本書在任何阿拉伯文獻(xiàn)中都已經(jīng)找不到了。[2]在寫薩曼王朝崛起的事跡時(shí)納爾沙喜參考了穆罕默德·本·薩利赫·萊喜（Muhammad ibn Salih al-Laythi）和阿布·哈?！溸_(dá)因尼（Abu Hasan Mada’ini，納爾沙喜寫作麥丹尼[Maidani]）的著作。麥丹尼是以廣泛引用塔巴里史出名的作家，特別是其著作中涉及阿拉伯人征服呼羅珊與河中的事跡時(shí)；[3]至于萊喜的著作，我并沒有在任何標(biāo)準(zhǔn)阿拉伯語或波斯語參考著作中找到他的身影；在寫到“偽先知”穆坎納的事跡時(shí)納爾沙喜參考了塔巴里和寫出“穆坎納故事”的某位名叫易卜拉欣的人的著作，巴托爾德認(rèn)為這個(gè)“易卜拉欣”其實(shí)是大詩人蘇里（Suli）[4]，不過沒有直接證據(jù)證明他的說法。[5]

納爾沙喜無疑借鑒了當(dāng)?shù)氐膫鹘y(tǒng)著作，這可以在白拉祖里（Baladhui）和阿里·本·阿撒姆·庫菲（Ali ibn A'tham al-Kufi）的著作中找到相似之處。[6]當(dāng)然其中有許多是不可靠的，需要小心利用，但是其中一些記載可謂獨(dú)一無二、珍貴無比。我在注釋中將提到與其他資料的相似之處（例如19章中屈底波的故事和拜坎（baikand）的杰出人物）。

[1] 原注13：據(jù)我所知，唯一提到這部著作和該書引用進(jìn)布哈拉史的地方是卡提普·切萊比（Katip Celebi）的《Izah- el-Meknun fi-el Zeyli ala Kesf-el-Zunun》（伊斯坦布爾，1945）; 在我正在研究的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的《尼沙不爾史》中，我沒有找到文中提到的那位作者（波斯文《尼》手稿是在巴士拉找到的，阿拉伯文《尼》手稿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爾的科普魯盧圖書館）

[2] 原注14：許多以這個(gè)題目命名的著作被列在哈吉·哈利法（Hajji Khalifa）的《Kashf al-Zunum》（伊斯坦布爾，1943）卷2，1260，但沒有一部是哈馬丹尼的。

[3] 原注15：參見烏斯坦菲爾德（F.Wustenfeld）《Die Geschichtschreiber der Araber》，《AGAW》，卷28（1881）p16的47號(hào)以供參考，特別是（esp.）雅庫特的《Kitab irshad》卷5，p309-318

[4] 譯者注：《突厥斯坦》中記載此人名為阿布·伊斯哈克·易卜拉欣·本·阿拔斯·蘇里（？-伊歷243年[857/858]）

[5] 原注16：參見《突厥斯坦》p15

[6] 原注17：參見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亞的征服》p11-12；關(guān)于庫菲其人，參見布洛克曼書I, 143; SI, 220；我用的是孟買平版印刷本（波斯語）

《布哈拉史》與歐陸學(xué)術(shù)界之間（Narshakhi 's work and European Scholarship）

從已知的記錄中來看將布哈拉史的首份手稿帶到歐洲的人是亞歷山大·伯恩斯爵士（Sir Alexander Burnes），他在1832年游歷布哈拉，并購下手稿，在歸途中交給了英國皇家亞洲學(xué)會(huì)（Royal Asiatic Society），自己則在9年后偕同俄國東方學(xué)家哈尼科夫（N. V. Khanykov）回歸，[1]哈內(nèi)科夫在布哈拉獲得了三份手稿，并將這些手稿交由圣彼得堡公共圖書館（Public Library in St.Petersburg）保管；[2]1858年另一位俄國東方學(xué)家P.萊爾希（P. Lerch）跟隨以N.S.伊格納季耶夫（N.S.Ignatiev）上校為首的外交使團(tuán)來到希瓦和布哈拉，他回國時(shí)帶著一大批錢幣收藏品和手稿，手稿中便有納爾沙喜的布哈拉史，后來獻(xiàn)給了圣彼得堡的亞洲博物館（Asiatic Museum in St.Petersburg）；[3]雖然我們并沒有掌握直接證據(jù)，不過舍費(fèi)爾（C.Schefer）可能大概在同一時(shí)間在伊斯坦布爾獲得了手稿，他死后該手稿放到位于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eque Nationale）保管；一個(gè)名叫尤金·斯凱勒（Eugene Schuyler）的美國人在布哈拉以購買的方式從他人手中獲得一份手稿，12年后的1885年轉(zhuǎn)給了美國東方學(xué)會(huì)。[4]因此，布哈拉史的手稿很早就進(jìn)入了歐洲圖書館，不過并沒有對(duì)其進(jìn)行長(zhǎng)期使用。

首次廣泛使用布哈拉史進(jìn)行研究的人是萊爾希，他在其著作有關(guān)布哈拉的本土統(tǒng)治者布哈爾·胡達(dá)（Bukhar Khudat）的錢幣部分中使用了它；[5]萬貝里（A.Vambery）所著《布哈拉通俗歷史（A popular history of Bukhara）》使納爾沙喜的著作引起了更廣泛的注意，不過萬貝里認(rèn)為納爾沙喜的著作是一部全新的、未知的手稿，這招致了一些評(píng)論家的批評(píng)。[6]

其中部分手稿出版在舍費(fèi)爾的《Chrestomathie Persane》(巴黎，1883年)上，9年后出現(xiàn)了整個(gè)文本。[7]1894年在新布哈拉（New Bukhara）[8]和《Kitab-i mullazade》一起出版。[9]三年后，該手稿在塔什干，由巴托爾德監(jiān)督、雷科申（N. Lykoshin）將其翻譯成俄文。[10]1904年，該書再次在新布哈拉出版，最終于1939年在德黑蘭出版了波斯文版本。

錢幣學(xué)家曾多次使用過納爾沙喜的著作，該作品也被證明對(duì)歷史學(xué)家有價(jià)值。[11]然而，舍費(fèi)爾承諾的法語譯本卻從未出現(xiàn)。[12]

[1] 原注18：參見伯恩斯《布哈拉之旅》（倫敦，1835）卷2，p297

[2] 原注19：哈內(nèi)科夫沒有提及他獲得手稿的情況，但將這份手稿用進(jìn)了《布哈拉的埃米爾與人民（Bokhara,its Amir and its People）》（倫敦，1845）p38-39。參見《Extrait d’une lettre de M.Khanykov a M.Dorn》，刊登于《MA》卷2（圣彼得堡，1856）p437-440；以及巴托爾德對(duì)舍費(fèi)爾本布哈拉史的評(píng)論，發(fā)布在《ZAOIRAO》卷9（1896），p313

[3] 原注20：參見《Russkii Biograficheskii slovar》（圣彼得堡，1914）卷10，p317；還有巴托爾德的《Istoriya Izucheniya Vostoka》（列寧格勒，1925）p256

[4] 原注21：參見耶魯大學(xué)圖書館管理員標(biāo)注的1945年10月的信，同時(shí)參見斯凱勒《Turkistan》（紐約，1876）卷2，p97。他提到的關(guān)于布哈蘭圣徒生平的手稿，可能就留在了圣彼得堡

[5] 原注22：萊爾希《Sur les monnaies des Boukhar-Khoudahs》p419-429。萊爾希還有一份更完整但是沒完成的，便是《Monety Bukhar Khudatov》

[6] 原注23：參見萬貝里（A.Vambery）《History of Bokhara》（倫敦，1873），XII頁；還有格里戈里耶夫（V. Grigoriev）在《ZMNP》1873年十二月刊107頁，翻譯斯凱勒《Turkistan》卷1p363的評(píng)論；另一篇評(píng)論來自A.Gutschmid發(fā)在《Kleime Schriften》(Leipzig，1892)卷3的評(píng)論，位于p229-230

[7] 原注24：參見《Description top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Boukhara》（巴黎，1892）

[8] 譯者注：新布哈拉是一座鐵路樞紐小城，離布哈拉16公里，即如今位于烏茲別克斯坦的科貢（Kagan），該小城的建立是為了方便俄羅斯帝國與布哈拉埃米爾國進(jìn)行外交上的活動(dòng)而建設(shè)的

[9] 原注25：參見謝苗諾夫（A.A.Semenov）《Katalog rukopisei istoricheskogo otdela Bukharskoi Tsentralnoi Biblioteki》（塔什干，1925），p22

[10] 原注26：參見雷科申《Istoriya Bukhary》（塔什干，1897）

[11] 原注27：巴托爾德的《突厥斯坦》和馬夸特的《媯水與那密水考（Wehrot und Arang）》（萊登，1938）都對(duì)布哈拉史進(jìn)行了廣泛的引用

[12] 原注28：參見舍費(fèi)爾本布哈拉史的IV頁；這被巴托爾德在《ZVOIRAO》卷10（1896）中進(jìn)行評(píng)論；在《Relation de l’Ambassade au Kharezm de Riza Qouly Khan》（巴黎，1879）p258-299中舍費(fèi)爾對(duì)該書的部分內(nèi)容作了總結(jié)

手稿問題（Manuscripts）

盡管我所注意到的手稿里有將近一半都沒編入目錄里，在對(duì)其中六份手稿進(jìn)行檢查后，我發(fā)現(xiàn)這部著作的兩種版本。一種版本是從中亞搜集到的俄國收藏手稿為代表，稱作中亞本（Nos.[1]8-16）；一種版本是美國東方學(xué)會(huì)手中的印刷手抄本（No.4），在1904年以平板印刷形式出版于新布哈拉；還有一種可能稱作伊朗本的版本（Nos.1,2,3,7），其手稿主要從伊朗和伊斯坦布爾搜集得來，并分別出版于德黑蘭和巴黎。這兩個(gè)版本只在細(xì)節(jié)上略有不同，不過中亞本有一個(gè)較長(zhǎng)的贊美詩在開頭以及能在文本任何一處插入句子的地方。

以下版本和手稿偕同一大批“apparatus criticus”[2]將會(huì)被用于我的波斯語文本翻譯工作中：[3]

A.??? 穆達(dá)里斯·拉扎維（Mudarris Razavi）的德黑蘭本（1939），128頁（Pp.）。該版本來源自在西帕薩拉爾清真寺圖書館（Sipahsalar mosque library）[4]找到的7號(hào)手稿（拉扎維說是在德黑蘭大學(xué)神學(xué)院內(nèi)的圖書館找到的）、17號(hào)手稿（下同）和巴黎本。這是手稿版本里最好的版本，也是英譯本的基礎(chǔ)，我稱其為A；

B.??? 布哈拉平板印刷本，125頁，1904年出版于新布哈拉（Novoy Bukhara）。漢堡大學(xué)的普里察克博士非?？犊厮徒o我一份這個(gè)本子的微縮膠卷。這個(gè)本子可能是是以塔什干的手稿為藍(lán)本。我稱其為B；

C.??? 夏爾·舍費(fèi)爾（Charles Schefer）的巴黎本《Description de Boukhara》（巴黎，1892），p1-97，這個(gè)本子取自1號(hào)和2號(hào)手稿，我稱其為C；

D.??? 美國東方學(xué)會(huì)的4號(hào)手稿，我稱其為D；

E.??? 大英博物館的5號(hào)手稿，我稱其為E；

F.??? 英國皇家亞洲學(xué)會(huì)的6號(hào)手稿，我稱其為F；

G.?? 雷科申的《lstoriya Bukhray》（塔什干，1897），[5]在文中我稱其為“雷氏本（Lykoshin）”

此外，我檢查了1、3、7號(hào)手稿，但沒有發(fā)現(xiàn)與上面提到的有明顯差異。在對(duì)這些手稿進(jìn)行整理后（這個(gè)工作可花費(fèi)了我?guī)啄旯Ψ颍乙庾R(shí)到盡管我很想將我的波斯文文本也打印出來，但明顯不能，翻譯應(yīng)該遵循現(xiàn)有最好的印刷本。因此，這里提出的譯文不是基于我建立（搜集）的文本，而是基于德黑蘭本；只有當(dāng)意思不同或者添加新東西的時(shí)候才會(huì)在最小程度上提供不同的文本。對(duì)于譯文，我盡量在不違反英語語法規(guī)則的情況下盡可能地接近波斯文印刷本（的原意）。

以下是我注意到的所有手稿，我將盡量按時(shí)間順序列出，除非在一位收藏家或同一城市發(fā)現(xiàn)了兩本或兩本以上的手稿;然后把它們列在一起。未注明日期的手稿列于文章末尾。

1.??? 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hào)517，據(jù)說這份手稿出現(xiàn)于15世紀(jì)；以優(yōu)美的納斯塔里格體（nasta’liq）[6]謄寫， 內(nèi)有布哈拉居巴爾（Juibar）[7]歷任和卓（Khwaja）的印章，94頁；

2.??? 同上，編號(hào)518。以納斯赫體（Naskhi）[8]謄寫而成，出現(xiàn)于19世紀(jì)下半葉，實(shí)際上只是舍費(fèi)爾讓人制出的3號(hào)手稿的復(fù)制品。53頁；[9]

3.??? 伊斯坦布爾，蘇萊曼尼耶圖書館（Suleymaniye libraries），瓦赫比先生（Wahbi Effendi[10]），編號(hào)1130，出現(xiàn)于17或18世紀(jì)， 112頁，每頁13行，以納斯塔里格體謄寫；[11]

4.??? 紐黑文（New Haven），美國東方學(xué)會(huì)，未編入目錄，[12]日期為伊歷1219年（1804），納斯赫體，39頁，每頁23行。該手稿1-5頁并沒有出現(xiàn)在我那三個(gè)版本的文本里，這幾頁講述了多位先知對(duì)布哈拉城進(jìn)行訪問的事跡，包括“最后的先知（Seal of the Prophets）”穆罕默德；這座城市的榮耀和奇跡與后來波斯作家的華麗風(fēng)格有關(guān)。

5.??? 倫敦，大英博物館，對(duì)87號(hào)手稿的補(bǔ)充，出現(xiàn)于十九世紀(jì)，納斯塔里格體，后文199頁，每頁13行；[13]

6.??? 倫敦，英國皇家亞洲學(xué)會(huì)，P.萊爾希的159（1）手稿，或莫利（Morley）的160號(hào)手稿，日期為伊歷1246年（1830），納斯塔里格體，105頁，每頁13行。[14]這份手稿由亞歷山大·伯恩斯爵士在1832年從布哈拉帶回。

7.??? 德黑蘭，西帕薩拉爾清真寺圖書館，未編入目錄，出現(xiàn)于伊歷1235年（1819），雖然是納斯塔里格體，但寫的很丑；在圖書館里的達(dá)夫塔爾（Daftar）[15]中編號(hào)1642，頁數(shù)（Folios）37b-110a便是布哈拉史的內(nèi)容。這本手稿的尺寸為19x13.5cm。

7a. 德黑蘭，馬吉里斯（Majlis）[16]，225號(hào)手稿，日期為伊歷1301年（1883/1884），以納斯塔里格體和西卡斯特體（Shikasta）體[17]，72頁，每頁15行。納爾沙喜的布哈拉史在該手稿的后半部分，[18]這是原本手稿的副本。[19]

8.??? 塔什干，中亞大學(xué)圖書館（Central Asian University Library），68號(hào)手稿，伊歷1304年（1887）從穆罕默德·玉奴斯·沙赫里斯亞卜（Muhammad Yunus Shahrisyab）手中復(fù)制得來，78頁，每頁15行。該手稿的第一部分是沙姆斯丁·穆罕默德·沙赫魯?shù)希⊿hams al-Din Muhammad Shahrudi）的《Tarikh-i hukama’-i salaf》;[20]

8a. 維亞金（V.L.Vyatkin）有一份手稿收藏在撒馬爾罕，在他未出版的目錄中沒有描述，被列在187號(hào)，不過這份手稿可能和8號(hào)手稿是同樣的內(nèi)容。[21]

9.??? 布哈拉，中央圖書館（Central? Library），92號(hào)手稿，該手稿沒有關(guān)于副本日期或頁數(shù)的信息。除了布哈拉史的內(nèi)容外剩余的都是《Kitab-i mullazade》[22]

10-11. 列寧格勒（即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國立大學(xué)（University of Leningrad），947c和948c號(hào)手稿。這兩份手稿由E.F.卡爾（E.F.Kal）在布哈拉收集并上交到學(xué)校內(nèi)，但沒有對(duì)這些手稿的描述。[23]

12-14. 圣彼得堡公共圖書館，78z，79，80號(hào)手稿。前兩份是同一份手稿的副本，79號(hào)的日期為伊歷1261年（1845）；80號(hào)未注明日期，但在許多方面與前兩份不同。在同樣的收藏中，78b號(hào)手稿的內(nèi)容是涉及布哈拉名人事跡的《Tadhkira-i muqim khani》，此書由穆罕默德·優(yōu)素?！っ尚粒∕uhammad Yusuf Al-Munshi）著。[24]

15. 圣彼得堡，亞洲博物館，574號(hào)手稿，日期為伊歷1235年（1819/1820），這份手稿是P.萊爾希從中亞帶回來的，由于我沒有亞洲博物館手稿的出版目錄，因此沒有相關(guān)的詳細(xì)資料。[25]

16. 這份手稿以前在圣彼得堡，由亞歷山大·柳多維科維奇·昆（Aleksander Liudovikovich Kun）持有，手稿日期為伊歷1215年（1810/1811），目前下落不明。[26]

17.馬什哈德（Meshed/Mashhad），布哈拉史德黑蘭本的編輯在馬什哈德復(fù)制了一份手稿，它沒有列在圣墓圖書館（The Shrine Library）的目錄中，因此可能是未編入目錄，或者是私人擁有。[27]

18.這份手稿在圣彼得堡亞洲博物館的一份筆記本或手抄本里，其中17a-29a、34a-35a、60b便來自于《布哈拉史（Tarikh-i Bukhara）》，并沒有給出日期。這段信息參見巴托爾德刊登在《Izvestira Ross. Akad. Nauk》（1919），p926的《O neketorykh vostochnykh rukopisyakh》

19-37. 藏于烏茲別克斯坦科學(xué)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zbekistan）的手稿合集，它們都列于《tahqiq al-vilayet（Tochnoe isslcdovanie o Bukharskoy strane）》內(nèi)，其中最早的日期為1805年，最晚的為1900年。[28]

38.伊斯坦布爾，托普卡比薩雷博物館（Top Kapu Saray），巴格達(dá)迪·瓦赫迪（Bagdadli Vehbi）的藏品，編號(hào)1130，可惜我用不了該手稿。[29]

[1] 譯者注：Nos.即No.的復(fù)數(shù)形式，No.為number的縮寫

[2] 譯者注：拉丁語詞匯，亦作apparatus，指供評(píng)論研究的資料，學(xué)術(shù)著作所附評(píng)注、附注、附錄、索引、詞匯等；或(供寫作用的)參考書、作品的不同版本等一批參考資料

[3] 原注29：參見斯托里《波斯文獻(xiàn)志》（倫敦，1936）卷二第二分冊(cè)，p369-370

[4] 譯者注：西帕薩拉爾清真寺是德黑蘭最大和最重要的清真寺，距今已經(jīng)建成150多年，也稱Sepahsalar。西帕薩拉爾原意是中世紀(jì)伊斯蘭世界的政權(quán)里授予軍隊(duì)總司令或者將軍的頭銜

[5] 原注30：1941年，我在國會(huì)圖書館工作時(shí)，就接觸到了雷科申的譯本

[6] 譯者注：納斯塔里格體，又名波斯體、波斯懸體或納斯赫·泰阿利格，為伊斯蘭書法中的六大書法體之一，通用于東部穆斯林世界（波斯、中亞、南亞等地）

[7] 很遺憾，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8] 譯者注：又名阿拉伯文草體、謄抄體、盤曲體，是使用最為廣泛的阿拉伯文字體

[9] 原注31：參見E. Blochet《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persans de la Bibliotheques Nationable》（巴黎，1905-1912）卷1，p315-316

[10] 譯者注：土耳其敬語，意為先生、閣下、老爺、長(zhǎng)官，1934年被廢除

[11] 原注32：參見陶埃爾（F.Tauer）《Les manuscrits persans historiques des bibliotheques de Stamboul》，《Archiv Orientalni》卷3（1931），p489-490

[12] 原注33：該手稿列入了斯特勞特（E.Strout）所編的《美國東方學(xué)會(huì)圖書館目錄》（紐黑文，1930）p209。該手稿具有塔吉克文的幾個(gè)拼寫特點(diǎn)，如sin這個(gè)詞下有三點(diǎn)；但在其他一些舊的手稿也是這樣，如卡布斯·本·武什吉爾（Qabus ibn Wushmgir）的《Andarz name》

[13] 原注34：參見里歐（C.Rieu）《對(duì)大英博物館波斯手稿目錄的補(bǔ)充》（倫敦，1895），p58-59

[14] 原注35：參見莫利（W.H.Morely）《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Historical Manuscripts in the Arabic and Persian Languages in 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倫敦，1854），p151-152

[15] 譯者注：亦稱defter，是奧斯曼帝國時(shí)期的一種稅務(wù)登記簿和土地地籍簿。

[16] 譯者注：Majlis，英語單詞，用作名詞時(shí)譯為“（穆斯林國家的）委員會(huì)；（伊朗的）議會(huì)”。

[17] 譯者注：納斯塔里格體的一種變體，亦稱Shekasteh/Shekasteh Nastaliq，近似于該字體的草書形式（cursive Nastaliq/literally broken Nastaliq），用于商業(yè)、管理業(yè)等場(chǎng)合

[18] 原注36：參見優(yōu)素?！ひ撂崴_米（Yusuf I’tisami）著《Fihrist-I kitabkhana-i Majlis Shurai Milli》（德黑蘭，1933）卷2，p126

[19] 原注37：參見拉扎維（Razavi，亦稱Ridawi）教授校訂的波斯文《Tarikh-i Bukhara》（德黑蘭，1939）緒論的z頁

[20] 原注38：參見謝苗諾夫（A.A.Semenov）《opisanie persodskikh,arabskikh i tureskikh rukopisei fundamentalnoi biblioteki sredneaziatskogo gosudar.universiteta》，刊于《trudy sredneaziatskogo gosudar. universiteta》（塔什干，1935）第二類Orientalia，第4分冊(cè)（Fasc.），p41-42。譯者注：Fasc.為法語fascicule的縮寫

[21] 原注39：維亞金的手稿匯集列在巴托爾德《Otchet o Komandirovke v Turkestan》ZVOIRAO，卷15（1902-1903）p215，55號(hào)

[22] 原注40：參見謝苗諾夫（A.A.Semenov）《Katalog rukopisei istoricheskogo otdela Bukharskoi Tsentralnoi Biblioteki》（塔什干，1925），p21-22

[23] 原注41：參見薩勒曼（C.Salemann）和羅森（V.Rosen）合著《indices codicum mss persicorum turcicorum arabicorum qui in bibliotheca literarum universitatis petropolitanae adservantur》（圣彼得堡，1888）p49；同時(shí)還有《ZAOIRAO》卷3（1888），p221

[24] 原注42：參見多恩（B.Dorn）《Die vordern Chanykov’sche,jetzt der Kaiserl.Bibl.zugehorige Sammlung von Morgenlandischen Handschriften》，《melanges Asiatiques》卷5（圣彼得堡，1865），p247。這篇文章也獨(dú)立發(fā)布在《Die Sammlung von Morgenlandischen Hss.》（圣彼得堡，1865）p27；參見哈內(nèi)科夫寄給多恩的信，這封信刊登在《Bulletin de la Classe hist.-phil. De l’Acad.imp.des Scs.》卷12（圣彼得堡，1855），p161

[25] 原注43：P.萊爾?！禡onety Bukhar Khudatov》p59

[26] 原注44：同上，p59

[27] 原注45：參見德黑蘭本緒論第5頁（v）

[28] 原注46：參見謝苗諾夫《Sobranie Vosrochnykh Rukopisei Akademii Nauk Uzbekskoi SSR》卷一（塔什干，1952），p46-53，包括92-110號(hào)手稿。我最近才注意到這本書

[29] 原注47：參見托根（Zeki Velidi Togan），《Tarihde Usul》（伊斯坦布爾，1950），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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